電視電影《哈姆菜特》中的可視性機器藝術論文

摘要；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電視電影《哈姆萊特》對原劇做了現代改編，在人物的觀察行為上附加了閉路電視監控系統、單向鏡和超8攝像機等技術設備。通過這些可視性機器，影片構建了比原作更加複雜的觀察機制，使劇中隱藏的結構得到了表徵，併為反思當代社會中的技術提供了參照。

關鍵詞：《哈姆萊特》 可視性 觀察

2008年，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推出了格里高利·道蘭(GregoryDoran)導演、大衞·田納特(DavidTennant)領銜主演的現代版《哈姆萊特》舞台劇。該劇大獲成功，隨即被改編成電視電影在BBc2台播出，並出版發行了DVD。電視電影將故事發生的背景從中世紀宮廷置換到了當代社會，但在極大程度上保留了莎劇的劇情與台詞的原貌，唯一具有當代色彩的是，影片中加入了閉路電視監控系統、單向鏡和超8攝像機等技術設備，以突出原作中的觀察主題。本文將結合福柯的可視性理論，分析電視電影對《哈姆萊特》的改編。

　　一、可視性與作為可視性場所的艾爾西諾

約翰·伯格在《觀看之道》一書中寫道，視覺具有交互性質，我們能看的時候，會覺察到我們也會被看，‘他人的視線與我們的相結合，使我們確信自己置身於這可觀看的世界之中”。但在日常生活中，視覺的交互性質經常會被單向的觀察行為打破。“觀察”包括了主動的觀看者與被動的被看者，前者通常試圖獲取有關後者的知識，同時避免暴露在後者的視線之下。在莎士比亞的劇本中，不對等的觀察行為支撐着幾個關鍵性場景，譬如國王和波洛涅茲偷窺哈姆萊特與奧菲利亞會面，哈姆萊特和霍拉旭暗中觀察國王等。電視電影《哈姆萊特》裏的觀看者躲藏在當代技術設備背後，強化了觀察的單向性。米歇爾·福柯的可視性理論為我們理解這種改編提供了思路。

德勒茲指出，關於可視形式的討論纏繞着福柯所有的作品，技術的發展與在科技變革中誕生的可視性發明息息相關。古典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可視性發明是全景敞視建築，作為一種分解觀看/被觀看二元統一體的機制，它取消了視覺的交互性質，在精心設計的光線環境與空間佈局裏，中心口望塔中的監視者可以使自己不被看見，周圍的囚犯時刻處於口望塔的監視之下，並進行自我監視。進入20世紀後，照相機、攝像機等全新的影像技術日漸普及，機械的、遠程的觀看逐步取代了人工的、肉眼的觀看，像福柯所説的那樣，規訓機制突破了封閉的建築物，將觀察中心散播到整個社會。觀看者的觀察變得更加細緻入微，更具有匿名性，而被看者每時每刻都有可能暴露在監控攝像機等裝置之下。電視電影《哈姆萊特》在人物的物理觀察上附加當代影像設備，實際上是用這些新型可視性機器突出可見與不可見的對立，將觀眾的注意力從觀察行為引向對權力運作問題的思考。

為了讓可視性機器的出場具有説服力，影片藉助場景設置和道具設計，將故事發生的地點處理為能夠縱覽一切的可視性場所。電視電影的場景延續原先舞台劇的風格，用大廳牆上數量極多的鏡子和光可鑑人的黑色地板，將艾爾西諾變成一個鏡像世界，劇中的角色無處遁形，隨時隨地處於被觀察的狀態。與之相應的是，鏡子成為影片中的重要道具，位於權力下層的哈姆萊特、奧菲利亞和王后的身影都曾出現在一面巨大的破碎的鏡子上，碎裂成無數個鏡像，這個細節暗示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崩塌，而鏡像造出的誇張到極致的可見狀態，也映襯着他們被觀看者的身份。

影片還以隱晦的方式，將艾爾西諾變成規範個人行為的機構。哈姆萊特的飾演者田納特突出了人物的機敏和癲狂的特質，劇中的其他人常常會被他瘋狂的嘲諷所激怒，對於敵人來説，他是頗有實力的危險對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讓他造成毀滅性的破壞。艾爾西諾在某程度上成了觀看瘋子的療養院，或者觀看犯罪的監獄。

通過以上細節處理，電視電影《哈姆萊特》成功地復現了原劇中的一句台詞：“丹麥是一所牢獄。”在這個可視性場所裏，以哈姆萊特為首的劇中人物隨時有可能處於他者目光的監視之下，若想在政治爭鬥中佔上風，就必須用有效的技術手段隱藏自己，迫使對方處於可見狀態。影片的這個設定為可視性機器的出場提供了語境。

　　二、丹麥宮廷中的層級監視

在福柯的著作裏，機制(dispositif)是機器亦是部署，它是各種制度的、身體的、管理的構造和知識型，能增強並維護社會機體中的權力運作。電視電影《哈姆萊特》裏出現了大量可視性機器及相應的人員布控，從而創制了比原作更為複雜的觀察機制，分析可視性機器及人員布控的構成因素，能使我們理解這套機制對艾爾西諾權力結構的表徵。

影片中最主要的技術設備是閉路電視監控系統：開篇第一個鏡頭就是通過監控攝像機視角展現的，畫面上出現的是以俯視角度拍攝的走廊，機械式的搖鏡頭追蹤着下方巡邏的士兵。在後面的影片裏可以看到，這種監控攝像機分佈在宮廷的各個角落，監視着每一個人，而哈姆萊特是最主要的對象。莎士比亞劇本中的哈姆萊特曾在避開他人目光之後説：“現在我只剩一個人了。”影片裏的哈姆萊特先衝到大廳角落砸碎了監控攝像機，然後才念出了那句台詞。閉路電視監控系統是現代化的全景敞視建築。它的控制室履行着中心口望塔的職責，這裏安置着終端控制器和顯示設備，可以調度任意一台攝像機，並將拍攝的畫面匯聚在一起，所以它是行使權力和記錄知識的核心。先進的技術將人員配置降到了最低限度，並且取消了被觀察者的個人隔離，實現了自由流通，因而這套系統比古典時代的全景敞視建築更加便捷有效。

王宮中的另一種觀察設備是單向鏡。波洛涅茲派奧菲利亞去與哈姆萊特交談，他和克勞迪斯躲在單向鏡背後的暗室中觀察哈姆萊特的言行。這種鏡子有着與全景敞視建築一致的光學與建築學系統，它利用照度差，使兩邊的觀看者獲取不對等的圖像：位於鏡子亮面的人只能看到自己的鏡像，但逆光效果讓他的一舉一動都如剪影一般，暴露在暗面監視者的視線之下。國王要“躲在可以看見他們，卻不能被他們看見的地方”，單向鏡的暗面是比原作中的帷幕更理想的場所。

這場戲中，監控攝像機和單向鏡同時出場，影片精心設計了人物的視線關係及可見性，將丹麥宮廷中的權力運作方式表述得冷峻而深刻。導演讓鏡頭從單向鏡的暗面進行拍攝，觀眾位於克勞迪斯和波洛涅茲身後，與他們一同透過單向鏡觀看大廳裏的哈姆萊特與和奧菲利亞。其時，哈姆萊特發現了大廳裏的攝像機，意識到艾爾西諾存在着監視網絡，隨即逼問奧菲利亞：“你的父親呢?”他注視着監控設備，奧菲利亞則慌亂地回頭看她父親藏身於其後的單向鏡。

在這裏，人物與機器複雜的視線關係構成了福柯所説的層級監視，這種規訓技術建立了一個金字塔形的監視網絡，用強制手段使對象處於分層的、連續的監督之下，從而誘發權力效應。“如果權力是在精密複雜的機器一樣的系統中實施的話，起作用的是人在系統中的位置”，個人在金字塔中的位置決定其能見度。可以看到，閉路電視監控系統、單向鏡等可視性機器與各司其職的監視人員結合在一起，構築了一個嚴密而龐大的等級網絡。它散佈在艾爾西諾的各個角落，使效應抵達社會機體最細微的末端，權力行使者藉以維護其不可見性，而哈姆萊特這樣的反向力量則被對象化。

　　三、哈姆萊特的機械眼

現代化的可視性機器並非上層權力擁有者的專屬，哈姆萊特砸碎大廳裏的監控攝像機並決定復仇之後，閉路電視監控系統和單向鏡悄然退場，取而代之的是哈姆萊特的一台超8攝像機。他用這台攝像機拍攝了國王和王后的神色以及他本人的兩段獨白。

美國學者羅伯特·伍德()曾説過，《哈姆萊特》中的物理觀察行為均受制於感官的侷限性，電視電影讓哈姆萊特用現代技術彌補了這種缺陷。本雅明在《可技術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指出，照相機和電影能夠拓展肉眼的觀察領域，其一，藉助特寫、加速等技術手段，鏡頭可以捕捉肉眼無法企及的圖像，揭示日常生活中不為人知的側面；其二，技術複製具有再生產影像的功能，複製的影像動搖了存在物的獨一性，“把原型的.摹本置於原型本身無法達到的境地”。這些優勢被影片中的哈姆萊特利用，使他能夠豐富自己的觀看方式。

哈姆萊特復仇的第一步行動是蒐集證據，證實鬼魂所説的罪行。在莎士比亞的劇本里，他借戲劇試探國王，與霍拉旭從旁查看國王的神色舉止有何異常，這種物理觀察要求觀察者儘量縮短與被觀察者之間的距離，然而影片裏的哈姆萊特卻主動坐到離王座最遠的角落，放棄用肉眼實施監視的便利條件，轉而以機械為眼。他不時將超8攝像機對準國王與王后，機器的變焦功能極大地壓縮了他和觀察對象之間的物理空間，使他在遠離王座的情況下，依然能夠用特寫鏡頭清晰地捕捉國王與王后細微的神情，從展現給觀眾的影像來看，這種技術複製比霍拉旭遠遠的一瞥更加細膩、可靠。攝像機輕鬆地在國王、王后與伶人之間切換鏡頭，隱祕的罪證與“戲中戲”的影像由此被並置在同一觀察設備當中，形成具有內在連貫性的敍事，克勞迪斯弒兄的真實過程得以重構。

證實國王有罪之後，哈姆萊特用攝像機記錄了自己的兩段獨自。雖説被迫暴露在攝像機下、隨時被看見的人總是處於受支配地位，但攝像機也是再生產影像的機器，其複製品可在各種環境中被欣賞，這就意味着被拍攝的人有機會見到自身的影像，通過被觀看者，觀看者的身份轉換來打破可見與不可見的區隔。便攜式機器帶來的自拍技術讓哈姆萊特實現了自我觀察，使他能夠審視自身的言行，修正下一步行動。

哈姆萊特的機械眼表明，技術革新帶來的觀看方式的轉變，會導致權力的再分配。新的可視性機器與技術以驚人的細節和質量將觀察對象呈現在眼前，掌握現代技術的人佔據着觀看的位置，而放棄它則意味着失去行使權力的機會。影片用幾種觀察設備的交替出現，暗示了不同權力主體之間的博弈。哈姆萊特返回艾爾西諾後不再使用攝像機，此時被他破壞過的閉路電視監控系統又重新在王宮的各個角落運轉起來，而且出場的頻率已高得驚人。鬥劍的場景中穿插了6個用監控攝像機拍攝的畫面，黑白的畫面不時打斷正常的鏡頭敍事，令人不安地將哈姆萊特推向悲劇性的結局。

電視電影《哈姆萊特》藉助可視性機器，將原劇本里不可見之網抽絲剝繭，層層展現在觀眾眼前，在諸多莎劇改編電影中顯得獨具特色。進一步來講，這部影片為反思當代社會的權力技術提供了一個參照文本。在數字時代，傳感器與攝像頭等裝置遍佈於公共和私人空間，對個人信息的單向蒐集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基於這些原因，世界隱私論壇認為有可能出現一個令人擔憂的“單向鏡社會”。

電視電影《哈姆萊特》降經典劇目的時代背景置換到當下，着力於刻畫以先進設備為支撐的單向觀察，無疑具有現時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