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自書詩卷書法

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的董其昌自書詩卷（見下圖），為紙本，縱26.1釐米，橫107.7釐米，於《石渠寶笈》中有著錄。此卷字形大小在2釐米見方，用的正是董其昌所得意並擅長的行書，當為展現其水平和功力的代表作。此詩卷內容為董其昌自書《送秦光四應南都試》七律一首，書於明崇禎九年（1636）。作者時年已82歲，正值功力爐火純青之際。此作雖為暮年之作，但絲毫不見老態。全篇飄逸空靈，風華自足，充滿古雅淡遠的書卷氣，呈現出一種天真爛漫、恬淡虛靜的高遠意境。此卷用筆精到，少有偃筆、拙滯之筆，點畫圓勁秀逸、平淡古樸。其結體多姿，偶見顏風柳骨和米芾意趣。如“試”、“行”、“士”等字含魯公筆意，“秦”字有柳骨，“汝”、“賢”二字隱然有“米癲”之神韻。此卷分行佈局疏朗勻稱，用墨枯濕、濃淡相間，盡顯其妙。董其昌能熟練地駕馭長鋒羊毫，用筆輕鬆，若不經意。此作點畫細長，婉轉流暢，用筆起止、行筆方向中的細節很多，各有不同，處理精妙，脈絡一一呈現。董其昌平生以行草書造詣為最高，個人創造性頗多，雖處於趙孟?、文徵明書法盛行的時代，卻能不為前輩所掩，最終脱穎而出。就像他自己曾經説的：“郡守江西袁洪溪以餘書拙置第二，自是始發憤臨池矣。”（《畫禪室隨筆》）又説：“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

任何書家一旦將某方面的.風格特徵發揮到極致，必然在另一方面呈現出不足。董其昌的行草書做到了散逸、虛靈和雅熟，但由於缺乏順澀、提按、疾緩的變化，故而難免筆力浮滑和模式單一。董氏書風在當時的士大夫羣中非常走俏，但後來也遭到康有為的譏評：“香光雖負盛名，然如休糧道士，神氣寒儉。若遇大將軍整軍厲武，壁壘摩天，旌旗變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客觀地説，董氏個人書風是其性格和審美追求使然，沒有特別誇張之處，不像王鐸之作有很多強烈的對比因素。董其昌的書法注重“喜而不露，怒而不暴，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中和之美的塑造，最終走向陰柔與陽剛兼而有之的“和諧”。和者，並不是一個節奏、一種味道，仍然因時、因地、因情、因境而異。董其昌學顏書，專事《多寶塔碑》，在此基礎上另闢一途，可見其心志。為了突破前輩和遠避同時代的書家，董其昌把“中和之美”發揮到極致，力求在整體上表現出獨特的韻味。“韻者，美之極”（宋範温《潛溪詩眼》），代表了當時士大夫階層的審美和生活狀態。清康熙帝對董其昌書法曾大加讚美：“華亭董其昌書法，天資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楮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每於若不經意處，丰神獨絕，如清風飄拂，微雲卷舒，頗得天然之趣。嘗觀其結構字體，皆源於晉人。蓋其生平多臨《閣帖》，於《蘭亭》、《聖教》，能得其運腕之法，而轉筆處古勁藏鋒，似拙實巧。”

董其昌畢生極力推崇和倡導士氣與書卷氣，“蓄意象於筆底，發美情於毫端”。簡而言之，書卷氣是由人的內心自然流露出的一種個人氣質。表演藝術可以通過模擬、暗示甚至是説話語氣表達出作者的思想和所要傳遞的信息，而書法必須通過筆法、墨法、字法和章法等技法來實現。董其昌曾自言：“用墨須使有潤，不可使其枯燥，尤忌?肥，肥則大惡道矣。”（《畫禪室隨筆》）他在用筆上強調虛靈變化，突出誇大白地兒的章法視覺效果，最終將士大夫文人崇尚自然的率真之趣表現得一覽無餘。歸結到一點，筆者認為，書法大家的筆墨可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乾淨”。一是筆法上乾淨利落，如果拖泥帶水，必然功力、火候不到；二是氣息明雅不渾濁，不管如何誇張變形、狂放恣肆，都能顯示出個人氣質，不落俗格。書法藝術的最高境界是情趣、境界，既有情，也有趣。趣味之韻是人的一種精神追求，對趣味的審美表現是藝術創造的一種追求。人的精神個性是內在的，技法表現個性是外在的，二者又是統一的。

董其昌作為一代大家，自有其過人之處。從縱向上來看，他在“二王”、米芾為代表的這一體系的書風中，能食古出新；從橫向上來看，在整個明代書法史中，他能出類拔萃、自成一家。董其昌不像米芾那樣極力強化自己的個性，而是走“淡”化路線———沒有特別強烈的風格，最終也形成一種風格。從本質上看，董其昌運用的是“減法”，比之米芾的豐富變化來説，大大弱化了某些點畫、結字的個性特點。繁複是一種美，簡單也是一種美，但必須要得體。其關鍵在於要有一個錘鍊的過程———書寫中技法的積累，又融合以整個人生的修煉。董其昌的臨摹功力積累，一般人難以望其項背。最終其書法與人生同步，達到了人書俱老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