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春晚黑色三分鐘

2011春晚黑色三分鐘

春晚零點的那段倒計時被人稱做“事故多發時段”，在那個特殊時刻，主持人總會格外緊張，説錯話的機率也比平時高。本報選摘朱軍回憶的2007年春晚“黑色三分鐘”和2011年春晚“零點驚恐”。

《我的零點時刻》

“事故多發時段”

春晚零點的那段倒計時被人稱做“事故多發時段”，在那個特殊時刻，主持人總會格外緊張，説錯話的機率也比平時高。事實上，幾乎每年春晚的零點儀式都無法掐準鐘點，而且隨時會有突發事件，需要主持人視具體情況臨場調整，因此春晚主持人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負責“救場”。救場有兩大法寶，一是要具備過硬的業務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質，二是得準備應急補救預案。

春晚直播和其他直播還有些差別。一般的電視直播，從錄製到播出，可以有兩三分鐘的緩存期，若出現失誤還有時間進行補救。春晚由於零點倒計時環節不容許一秒鐘的誤差，所以它是正負零秒的直播，一旦現場發生不測，難以補救，只能事先儘可能地做好預防措施。所以每次直播前的半小時、40分鐘，我是堅決拒絕被打擾的。哪怕在人來人往的嘈雜環境中，我也要找一個角落面壁，摒除雜念，冥思。

突發事件除了現場操作事故(比如停電、演職人員失誤等)、自然災害以外，另一種可能性來自現場的觀眾。春晚現場的觀眾來自社會各界，男女老少什麼階層都有，人員構成還是比較複雜的。觀眾進入一號廳之前，需要通過安檢，然而安檢措施並非萬無一失。雖然到目前為止，春晚尚未發生過安保突發事件，但是以前沒發生並不代表未來不可能發生，況且又是那麼大的一個國家級舞台。主持人還是需要時時保持警醒，做好隨時應對突發事件的準備。

這些年我養成了一種習慣，每次直播前都會做好心理準備，設想某種情境：現場一旦發生突發事件，自己該如何去應對?作為一名主持人，我的首要任務是讓鏡頭跟着我離開，無論現場發生何種情況，我要迅速找到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始終讓鏡頭對着我，騰出一定的時間，以便讓具體的專業工作人員處理現場，直到現場恢復正常，繼續直播。這個習慣的'產生也許和以前所經歷過的一些重要事件有關係。

“黑色三分鐘”

2007年的春晚結束以後，我們六個主持人集體失眠。原因我不説，大家也都知道，那就是所謂“黑色三分鐘”的烏龍事故。

事過數年，直到今天，“黑色三分鐘”還在不斷地被人解讀着。為了還原真相，使它不再被過度解讀，在這裏，我想説説自己親歷的“黑色三分鐘”。

事情原委是這樣的。那年春晚由於前面的語言類節目超時，導演組臨時決定把一個零點之前的節目調到零點以後，這樣一來，上一首歌曲結束後，距離零點報時還空出三分多鐘，刨去一段一分十秒長的固定台詞，還多出將近兩分鐘的空隙。總導演金越把這個消息告訴給我們六人時，台上的歌曲已經進入尾聲，我們每個人都繃着神經硬着頭皮上台。我心裏一直在打鼓，不知道事先的預案能不能撐足那兩分多鐘。

我們的預案是上台以後，説完固定台詞，我和周濤再一人念兩份賀電，隨後進入倒計時，這事就算帶過。只是張澤羣即興添加的對聯影響了預案的實施。澤羣為了救場，自己擬了一副對聯，上台之前向金越請示，金越心裏沒底，就沒同意：“你別亂加，對聯又不是咱們的強項。”澤羣大概對那一副對聯挺滿意，沒捨得丟，上台等劉芳菲説完一段，他接下去就説了那副對聯。因為事先沒有和我們溝通過，大家瞬間就蒙了，他也比較忐忑，不小心説錯了，對聯沒對齊整，緊張的情緒頓時蔓延開來，於是，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

我看看錶，在邊上跟周濤説：“時間來不及了，這個電報可能念不了，咱們就往下吧，進入正詞。”此時李詠已經接過了澤羣的話頭，也是過於緊張，忘記控制時間了，不緊不慢地撐場。聽着聽着，周濤急了：“得進了，不進的話，那段正詞都來不及了。”簡單交流過後，我就把手裏的電報揣進兜裏，盯着表，覺得差不多了，就找了一個氣口，調高音調切入，開講那段事先準備好的台詞：“親愛的朋友們，零點的鐘聲就要敲響了，一個嶄新的春天即將到來!”看我起了頭，大家隨即也進入了預設的台詞軌道，每人一句走了一輪，等劉芳菲説完她自己的半句主持詞，就又輪到李詠接話。可能是之前意外太多，李詠晃了一下神，台上出現了瞬間的停滯，時間很短促，但直播的時候還是比較明顯的。這時候周濤又主動添加了一段台詞，還未説完，李詠又接着她的話往下説，話趕話，很不幸沒趕上，就這樣，一下子就亂了。

隨後李詠試圖補救，又即興發揮了一段，開始給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拜年。這時候離零點報時還有13秒鐘，我盯着表，眼看着秒針一格一格地跳過，感覺渾身血液都湧上了腦袋。金越當時站在觀眾席邊上的二號機旁，和我面對面，他不能衝上來幫忙，只能乾着急。我看了眼金越，又掃一眼表，示意他回頭看時間，此刻離倒計時只剩下11秒鐘。金越回過頭，伸手一指我，那指令明確，我想再不切入，連10秒鐘都沒了。在這個十萬火急的關口，我猛然提高了聲調，打斷了所有人的話：“親愛的觀眾朋友們，一個嶄新的春天已經來臨，在這美好的時刻讓我們共同祝願中華民族和順和美，國泰民安!”

趕了兩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的鐘聲終於敲響!以上就是所謂的“黑色三分鐘”的始末。

下來以後，所有的人都特別沮喪，一個那麼關鍵的點上出了這麼個紕漏，誰也不吭聲，悶頭坐着。當時正在直播，節目還得繼續，總導演和台領導也不好説什麼。我稍微緩了一下神，站起來，衝他們五個揮揮手：“行了行了，整理一下情緒，下面還有四十來分鐘呢。有什麼事等直播結束以後再説，先把後半截幹完了。”等把最後的45分鐘節目主持完，大家再也沒心情閒聊，一言不發各自回家。結果第二天起牀，就看到滿社會對“黑色三分鐘”的議論，滿眼看到的新聞都變成了我和李詠打架，並繪聲繪色地描述了我倆在後台大打出手的全過程。

正月十三彩排元宵晚會，製造“黑色三分鐘”的主持人們又碰面了。我上去先跟李詠握手，一握手我們兩個就樂了。李詠説：“咱倆得擁抱一下。”我問：“怎麼了?”他一臉苦笑：“要不然説咱們打起來了。”我一想也是，就朝他張開手臂：“來，擁抱一下。”擁抱完我又忍不住笑，“這樣人家更得説咱倆打起來了，倆人怎麼過完年回來還擁抱?顯然又和解了。”

那次事故在當時可算是紮在每個人心裏的一根刺。時間過去那麼久，現在我們也都能夠坦然面對了。我之所以重述這段所謂的“黑色三分鐘”，是想澄清一些事實，它並非如外界所言，是我們幾個主持人之間互相拆台、人為搶詞造成的。當時大家都在想辦法補台，都懷着一份責任心和善意，但是由於應對危機的經驗不足，相互沒有配合好，再加上在那個關口上過度緊張，所以接連造成了口誤，導致了所謂的“黑色三分鐘”。

也是從那一年以後，導演下了明確指令：“上去無論發生任何情況，一切交給朱軍一個人。”

華麗的恐慌

2011年春晚，類似的情況又發生了。當我和五位同事周濤、李詠、董卿、張澤羣、朱迅把既定主持詞説完後，離零點倒計時還有整整1分20秒。耳麥中響起了總導演的補台命令，就像是賽場上的發令槍，我來不及思考，更不容遲疑，迅速調整，進入戰鬥，在開口説話的同時，我甚至還看了一下坐在觀眾席最後一排的焦利台長，從他坐姿的變換中我感到了洋溢全場的緊張。似乎仰仗一種職業本能，現場的一切瞬間轉換為奇妙的力量，打開了我的思路。1分20秒之後，新年鐘聲零誤差敲響。到了後台，我得到了導演和同事“太棒了”的稱許，自己當時也有種劫後餘生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