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適詩白居易

白居易給自己閒適詩下的定義是：“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他的表述首先説明了閒適詩的創作多是在官閒或養病之時，沒有官務拘繫，在閒居獨處的閒散狀態中進行;其次説明其題材，與“因事專題”以美刺比興為目的，描寫反映社會現實慷慨激昂的諷喻詩，以及“隨感遇而形於歎詠”的記敍人生悲歡、感傷自己、他人和外物，哀怨委婉的感傷詩不同，其視角多集中在個人身上，多寫日常生活的飲食起居，交友出遊，彈琴賦詩等活動及抒寫內心情懷和人生態度，可以説，閒適詩承擔了記錄白居易日常生活的任務，其吟詠的題材，從具有概括意義的廣泛事物轉向更為平凡、普通、微小的生活細節，詩歌格調的降低，感情抒發的直白形成其平淡瑣直的特色。

在白居易的筆下，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一不能入詩。如寫睡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閒。卻忘人間事，似得枕上仙。至適無夢想，大和難名言”(《春眠》);寫飲酒“盡將沽酒飲，酩酊步行歸”(《晚春沽酒》);寫出遊“朝踏玉峯下，暮尋藍水濱”(《遊藍田山卜居》);寫天倫之樂“有侄始六歲，字之為阿龜。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羅兒。一始學笑語，一能誦歌詩。朝戲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龜蘿》);寫閒居“看山盡日坐，枕帙移時睡”(《閒居》);寫彈琴“是時心境閒，稠疊長年情。勿輕一盞酒，可以話平生”(《喜陳兄至》)……詩人作細緻描繪的同時，進一步抒寫生活中的感受，在寧靜閒散的環境中凸顯散淡閒逸、淡泊名利的形象。如《閒居》“空腹一盞粥，飢食有餘味。……從旦直至昏，身心一無事。心足即為富，身閒乃當貴”;如《烹葵》“炊稻烹秋葵，粒粒香復軟，綠英滑且肥。飢來止於飽，飽後何所思?憶昔榮遇日，迨今窮退時。今亦不凍餒，昔亦無餘資。口既不減食，身又不減衣。撫心私自問，何者是榮衰?勿學常人意，其間分是非”，類似的詩句很多，在描繪自身食復飽，飽復睡，閒居無事、淡然寂靜的生活狀態之後進一步抒發知足保和、不慕榮利的情懷。可見，白居易對生活享受和精神境界是同時追求的，在種種瑣屑小事中流露出閒適情懷。

白居易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生活方式與人格理想，富有時代性和典型意義。隨着中唐社會政治經濟的重大變化，士人們的社會理想、人生理想和審美理想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階層與君國的結合尚不夠緊密，士階層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個性，到了中唐，政治現實的發展使道德觀念有了較大的轉變，中唐士人們更為自覺地依附王權，作為君為國計，此時他們在如何看待人生的問題上，有了兩種不同的選擇，一是以韓愈為代表，以道自任，恢復先秦儒家“志於道”的傳統，強化自身為君為國的自覺性，具有天下捨我其誰的氣概與雄心;一是以白居易為代表，他們在混亂的社會現實、黑暗的官場面前放棄了兼濟天下的社會理想，開始正視自己作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選擇了追求“適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閒適詩中，對“適”有大量的吟詠。有從生理的角度吟詠，表現身、形、口、足、體等的“適”，如“足適已忘履，身適已忘衣”(《三適贈道友》)，“或行或坐卧，體適心悠哉”(《立秋涼風忽至》);有從精神的.角度吟詠，表現心、情、意、性的“適”，如“心適復何為，一詠逍遙篇”(《犬鳶》);“飛沉皆適性，酣詠自怡情”(《春池閒泛》);“適情處處皆安樂，大抵園林勝市朝”(《諭親友》)。這種適性，已成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獨善之義中，顯示出一個閒士的人生哲學。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江州司馬廳記》);“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書》)。白居易與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賞屈原正直高潔的品質，卻不會效仿屈原“彷徨未忍決，繞澤行悲吟”(《讀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長笑靈均不知命，江籬叢畔苦悲吟”(《詠懷》)，從而選擇了追求適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體現出知足常樂的心態，他一再在詩中宣稱“知分心自足，委順身常安”(《詠懷》);“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過適，適外復何求”(《適意二首》之一)等，不僅如此，在閒適詩中，詩人還通過幾種情況的對比來抒發知足之情。

在一些詩中，白居易將自己的生活與農民辛苦的生活對比，此時他的感情是複雜的，既同情農民窮苦的命運，對自己舒適安逸的自愧，又流露出目前享受俸祿，過着逍遙自適生活的滿足與慶幸。他對農民們“請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無虛月”(《九日登西原宴望》)，“筋力苦疲勞，衣食常單薄”(《觀稼》)的悲慘現狀有深刻的認識，在“自慚祿仕者，曾不營農作”的自責之後，又有“終朝飽飯食，卒歲豐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為足”(《秋居抒懷》)的知足心態。

為官多年，白居易深感公務繁忙、政治鬥爭的拘繫自由，朝不保夕，他一方面在詩中表達歸隱之情，一方面對自己遠離政治漩渦的閒官生活也多有知足之情。在其部分詩作中，他對比自己和同僚們為官的苦辛，指出官小可知足，處閒更應知足。“富貴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國，金紫光照地。心苦頭盡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蓋車，乘者多憂畏”(《閒居》)，他自己過去雖在朝為官，卻是“昔雖居近密，終日多憂惕。有詩不敢吟，有酒不敢吃”(《詠懷》)，而今官職雖閒，卻可以“竟歲無牽役，飽食坐終朝，長歌醉通夕”。兩相對照，詩人更指出他人生追求的目標：“人生百年內，疾速如過隙。先務身安閒，次要心歡適”(《詠懷》)，追求身閒心閒，白居易不斷在詩中津津樂道其閒適的生活，知足之情，溢於言表。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作為自我心理調節手段，可以使詩人承認現狀，滿足現狀，消解現實生活帶來的困擾，從而獲得精神自由，這與道家“知足”思想是分不開的。陳寅恪先生説：“樂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來。蓋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道家主張看淡名利，寡慾清心，其表現就是知足，惟其知足，才能看淡榮華富貴，養性保身，這是道家理想人格中的一面。《老子》中多有表達知足之語，如“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第四十四章);“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等。白居易以此作為處事原則之一，自覺斂抑自我的需求，並一以貫之。他自己也曾説：“五千言裏教知足，三百篇中勸式微。”(《留別微之》)為官之初，就以知足之念來平衡官小位卑，兼濟之志難施的狀況，如“朝飢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倖免凍與餒，此外復何求”(《永崇裏外觀居》);“葛衣御時暑，蔬飯療朝飢。持此聊自足，心力少營為”(《官舍小亭閒望》)。他以後官位越做越高，也能以知足之心處世，自言“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閒時。年長知命分，心慵少營為”(《白雲期》)，在四五十歲這樣大有作為的人生壯年之期，在地方官閒散的生活中優遊度日，知足而止，消解政治上的苦悶，增強個體生命的適意度。白居易更在晚年時期，不斷吟詠知足主題的詩歌，津津樂道於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白居易晚年長期閒居洛陽，坐着太子賓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的閒官，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過着“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做閒人”的優遊閒適的生活，以及對適性生活的追求。買田置產、縱酒談禪、彈琴吟詩、妓妾聲色、夏涼冬暖等最具體的生活瑣事，最細緻的情緒，無一不出現在他的筆下，如“弄水回船尾，尋花信馬頭。眼看筋力減，遊得且須遊”(《且遊》);“閒傾殘酒後，暖擁小爐時。舞看新翻曲，歌聽自作詞”(《殘酌晚餐》)等。生活面的狹小，使他此時的詩作少有別的題材。當然，他晚年時期的詩作與當時中唐社會的現實和他本人經歷密切相關。當時的社會內有牛李黨爭，宦官專權，外有藩鎮割據，白居易為了遠避禍害而退居洛陽，就在大和九年，朝官與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發生“甘露之變”，社會危機四伏、動盪不安，可以説，當時社會政治的變化，給文人們的心理以很大的社會壓力，他們的心理日趨內向、封閉，盛唐時代浪漫豪爽的氣質、昂揚明朗的基調以及對建功立業的追求的政治熱情已經逐漸消失，詩人的創作從對社會政治的關心轉變為描寫身邊瑣事，抒發內心情緒與體驗。作為當時文人代表的白居易，他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歌詠日常生活，一己悲歡成了詩歌創作的主要題材，與他早年提出的現實主義文學主張和諷喻詩的創作相比，詩風發生了很大變化。諷喻詩機械的、政治目的性較強的創作意圖在閒適詩中得到改變，詩人注入自身一時一地的真實感受，關注個人平凡適性的生活，反應日常生活狀況和複雜的內心世界，題材走向世俗化且更為廣泛，正如江進之所説：“前不照古人樣，後不照來者議。意到筆隨，景到意隨，世間一切都包囊括入我詩內。詩境界，到白公不知開闊多少。”(明・江進之《雪濤小書》)

白居易的閒適詩能發掘生活一角小小的情趣，顯示出平凡生活的美，因而具有藝術美感。如“夜雨槐花落，微涼卧北軒。曙燈殘未滅，風簾閒自翻”(《禁中曉卧因懷王起居》)的清幽靜謐;“新棗未全赤，晚瓜有餘馨。依依田家叟，設此相逢迎”(《秋遊原上》)的其樂融融;“命酒一臨泛，舍鞍揚掉謳。放回岸傍馬，去逐波間鷗。煙浪始渺渺，風襟亦悠悠”(《遊湓水》)的瀟灑適意;“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餘。荷側瀉清露，萍開見游魚。每一臨此坐，憶歸青溪居”(《小池二首》)的閒情逸趣;“早梅結青實，殘櫻落紅珠。稚女弄庭果，嬉戲牽人裾。是日晚彌靜，巢禽下相呼。嘖嘖護兒鵲，啞啞母子烏。豈唯雲鳥爾，吾亦引吾雛”(《官舍》)的天倫之樂……在其閒適詩中，這樣的詩句比比皆是，詩人以平易淺顯的語言，用敍事、抒情和議論相結合的手法娓娓道來，真實且多方面地表達出日常生活的情趣、情思，展現了平凡生活的美。

不過由於詩人生活面的狹窄，感情抒發的直白，不少閒適詩缺乏深度和開掘，缺乏含蓄藴藉的詩味。張戒曾雲：“其詞傷於太煩，其意傷於太盡，遂成宂長卑陋

耳……若收斂其詞而稍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捲上)尤其是他晚年的閒適詩，“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校注》卷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詩歌的藝術性，這不能不説是白居易閒適詩的一個缺憾。錢鍾書先生曾指出：“香山才情，照應古今，然詞沓意盡，調俗氣靡，於詩家遠微深厚之境，有間未達。其寫懷學淵明之閒適，則一高玄，一瑣直，形而見拙矣。其寫實比少陵之真質，則一沉摯，一鋪張，況而自下矣。”(錢鍾書《談藝錄》)且不論白詩與陶詩、杜詩之高下，瑣直與鋪張卻是白居易閒適詩的特點之一，是優是劣，是高是下，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