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活力

●理論家習慣於將中國文化與傳統聯繫在一起，將西方文化與現代相提並論，隱含於中國文化內部的創新能量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如果無法覺察古人如何與他們的時代積極互動，只是模仿其外在形跡，我們就沒有真正掌握文化傳統的精髓

●中國文化的真正活力並不是刻意維護某種古老的禮儀，而是進入當今社會，力爭發現問題並且解決問題，通過介入和迴應歷史鉅變，展示民族精神和中國智慧

中西文化關係認知的拉鋸戰

晚清以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緊張關係時常成為爭論的漩渦。這些爭論交織於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主題之中，衍生出面目各異的理論焦點。文學研究顯然是文化交鋒的一個特殊區域。自先秦至晚清，中國古代文論擁有一套完整的概念範疇體系，諸如道、氣、神韻、意境、風骨、興寄，如此等等。然而，20世紀上半葉，大約二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這一套概念範疇體系急速後退；同時，另一套來自西方的概念範疇覆蓋了文學研究領域，長期支配學院教育，諸如內容與形式、個性與共性、審美、典型、結構、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西方文論的獨霸引起了愈來愈多的不滿和憂慮。許多理論家認為，中國的本土文論喪失了自己的聲音——“失語症”是他們對這種狀況的形容。“失語症”時常被視為後殖民的文化症候。殖民主義的飛機大炮撤離之後，他們的理論話語仍然頑固地盤踞於文學研究領域，左右本土的文學評判乃至民族的審美想象。因此，理論話語權的爭奪涉及精神家園保衞戰，而不能僅僅想象為不同學派之間温和的切磋與商榷。

另一批理論家則呈現了不同的思考角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使用來自西方的概念範疇並不意味着“全盤西化”。從近代的“放眼看世界”開始，中國逐漸登上世界舞台，儘管相當長一段時間這個過程充滿了屈辱與創傷。如今，現代漢語中存在很大數量的外來詞彙，這並未導致中國文化的崩塌，相反，中國文化在世界舞台上樹立了活躍的形象。再也沒有人可以認為，中國文化僅僅“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與現代世界格格不入。顯然，20世紀之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展示了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一批激進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尖鋭的抨擊，魯迅甚至對青年人説：“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這些表述明顯帶有矯枉過正的意味，然而，當時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依賴如此決絕的觀點為現代文化騰出空間。這一批知識分子援引西方文化的目的是壯大自己的民族。他們自稱是“盜火者”——魯迅説，“我從別國裏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這種開放的`氛圍同時成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文化準備。

中國文化內部的創新能量

上述兩種觀念的拉鋸戰業已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論述的潛在軸心往往是如下四個概念：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傳統、現代。理論家習慣的組合多半是：將中國文化與傳統聯繫在一起，將西方文化與現代相提並論。這是相互批評的兩套辭令，致使人們對“數典忘祖”“崇洋媚外”或者“固步自封”“抱殘守缺”耳熟能詳。然而，這種爭論似乎存在盲區：為什麼許多人不習慣將中國文化與現代聯結起來？中國逐漸進入小康社會的現代進程不是一個最大的歷史事實嗎？這種狀況至少表明，隱含於中國文化內部的推動歷史的創新能量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必須承認，儒家學説中隱含的復古傾向很大程度地加大了“傳統”在中國文化中的分量。孔子推崇堯舜，提倡周禮，周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儒家學説成為正統的意識形態之後，以古人為楷模更是成為相當一部分人的集體無意識。一些學者認為，這是中國古代社會“超穩定”結構的重要原因。然而，這並不能證明中國文化不存在創新的基因。在文學研究領域，中國古代批評家曾經對文學的標新立異、自我作古做出了種種論述，例如“通變”的思想，例如“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惟陳言之務去”，等等。有些時候，中國古代批評家採用的理論策略是，借復古之名行創新之實，例如始於唐代的古文運動。韓愈等作家倡導先秦兩漢的古文，力圖衝開雕琢的駢文，開創更為適合時代特徵的文風——這種理論策略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異曲同工。相對於批評家的觀念表述，更為重要的是作家的創新意願。“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如果沒有不可遏制的創新衝動，中國文學不可能從先秦的諸子散文發展到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説——不可能留下一部如此燦爛的文學史。

中國文化傳統博大精深，內容龐雜，我們向古人學習什麼？這個問題是對今天的理論家的考驗。許多人覺得中國文化即是“傳統”乃至“復古”的化身，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古人身上的創新能量。一個奇怪的例子是，一批文化名流對於簡體漢字十分不滿，他們以倡導繁體字作為向文化傳統表示敬意的方式。然而，縱觀中國文字和書法史，從篆書、隸書、楷書到行書或者草書，簡化文字是古人的一項長期工作。日益複雜的社會產生了愈來愈多的文字交流，而緩慢的書寫速度成了明顯的障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古人一次次地大膽改革文字。令人驚奇的是，每一種新型文字都在古人手裏發展出優美的書法藝術。如果無法覺察古人如何與他們的時代積極互動，如果只能模仿一些古人遺留的外在形跡，我們可能還沒有真正掌握文化傳統的精髓。

活力在於發現並解決問題

對於任何一種文化傳統來説，如何協調守成、創新與外來文化三者之間的關係始終是一個關鍵問題。晚清至20世紀，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大規模接觸伴隨着侵略、殖民與長時間的冷戰，這些歷史事實增加了問題的複雜程度。儘管如此，多數人願意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是文學史上的一個成功範例。五四新文學不僅改變了古典文學的傳統形式，而且，相當多的作家動手譯介域外文學，使各種西方文化元素逐漸匯入中國文學的表述體系。這開闢了漢語白話文學的新階段——“現代文學”。之所以認定這是一次成功的文學轉換，首要的標誌是：相對於先秦至晚清的中國古典文學，漢語白話文學更適合表現今天的中國經驗。這絲毫不存在貶低中國古典文學的意思。中國古代批評家就曾經深刻地指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學及其評價依據。任何一個時期的文學都將受到文學傳統與現實世界縱橫座標構成的不同壓力。強調來自縱軸的文學傳統，還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現當代的現實世界？現實主義的宗旨顯然是後者。這時，所謂的創新可以表述為，一種再現當代現實的企圖改變了文學傳統的發展方向。

這同時劃出了一個區分的標準：如何辨別魯迅式的“盜火者”與“言必稱希臘”的崇洋分子？儘管二者都對西方文化表示出濃厚的興趣，但是，“盜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獨特道路，力圖“師夷長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熱衷於將民族歷史納入一個普遍的模式，使之成為西方文化邏輯的具體例證。

如果説，五四時期的“盜火者”曾經將西方文化視為現代性的啟蒙，那麼，現今的歷史語境中，中國文化業已成為更重要的思想資源。當然，所謂的中國文化不僅包括眾多古代思想家的真知灼見，同時也包括晚清以來無數志士仁人的思想探索。中國文化浩如煙海，門類繁雜，一批飽學之士始終孜孜??，專心致志地從事清理和闡釋工作。然而，正如馬克思所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只有意識到現今中國文化對於“改變世界”負有的歷史使命，人們才能更為深刻地理解這一批飽學之士的學術貢獻。也恰恰因為意識到這種使命，人們才不會滿足於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諸如儒冠儒服、三叩九拜之類。中國文化的真正活力並不是刻意維護某種古老的禮儀，而是進入當今社會，力爭發現問題並且解決問題。革命與戰爭、民族與國家、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中國文化必須介入與迴應這些歷史鉅變，展示民族精神和中國智慧。因此，理論家的工作並非僅僅複述古人的辭句，而是闡述中國文化的特徵如何與當前的現實緊密互動。事實上，二者之間的聯繫已經愈來愈緊密。工業社會的機器節奏響徹生活的每個角落時，農耕社會的古典詩學——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啟蒙、革命、利益、市場以及圍繞這些概念產生的社會關係瓦解了古代的鄉紳之治以後，儒家的“修身”與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會功能？在一個羣雄爭霸、風起雲湧的時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藴含着哪些重大的啟示？這些問題的提出與展開，已經顯現出中國文化對話歷史、對話現實的思想含量與獨特價值。

（作者為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