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清末明初新史學家尋找中國歷史進化的努力

與傳統史學比較，中國20世紀新史學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受到社會進化論的深刻影響。但這一理論怎樣被運用於實際的歷史敍述(包括非專業性質的論述)，又怎樣形塑了這些敍述的面貌，以往的研究不足，似乎值得關注的只是近人接受進化論這一事實，付諸實踐則不過是水到渠成。然而，作為一個外來觀念，進化論對歷史的認知方式和價值取向與中國傳統幾乎截然異趣;學者對其內涵的把握，也就有一個逐步調適的過程，且受到學理之外眾多考慮的影響。因此，對清季民初的很多新史家來説，如何運用這一理論，從傳統史籍中挑選、組織相應的材料，以整合成一套中國歷史的新敍事，並不是一件簡單工作，而需要不斷探索、試驗。①

以夏曾佑的撮近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為表述方便，本文采用其通用名《中國古代史》)為 本文集中討論清末民初的幾位新史家是如何在中國歷史裏尋找進步的，這種努力又對新史學的論述方向產生怎樣的影響，特別留意其中兩個現象:一是把中國歷史描述為一步步走向世界的過程，二是政治在歷史敍述中地位的下降，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文明、國民等因素的地位提升。①這兩個現象，特別是後者，是學界關注已久的問題，既存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將其放在近代思想與學術正統崩壞，異軍興起的脈絡中加以考察;二是討論這些現象與西方和日本史學的關係;三是關注當時流行的政治思想以及民族主義是怎樣為新史學提供概念工具的。②

本文不是要重提這些現象，而是要探究它們與近代學者尋求中國歷史進步的心理之間的關係。當然，這種心理壓力並非是造成這些現象的全部原因，新史學的出現也不能完全化約為史家的心理需求，事實上，在大部分時候，這一需求都處在潛意識的狀態。不論是清代學術內部的求新趨勢，還是外來文化的影響，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但新史學並不是這些因素直線發展的結果，史家對各種有用的觀點也不是簡單地拿來，他們的論述，即使是抄襲外人，也是針對他們眼裏中國的特殊問題而發，從而賦予這些言辭新的意義。因此，在討論新史家對進化論的運用之前，必須重建他們(未必自覺)的問題意識。

一、中國歷史的進退和新史家的心理緊張

進步和進化都是清季出現的新學語。據金觀濤等人統計，這兩個詞的現代意義是在1895年以後流行起來的。③它們雖然語意有別，但在中國又常被視為一物。④這兩個術語的廣泛運用，是中國人史觀改變的重要表徵。嚴復1895年發表的有侖世變之巫》較早觸及此問題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立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即盛不可復衰、即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⑤這裏提到中國人看待歷史的兩個取向，一是好古忽今，不無退化意味;一是一治一代化色彩，仍有啟發性。不過，徐中舒的事例也提示了學者是怎樣通過重新解釋事實以實現其與價值的統合的，而這又和社會進化論這一新解釋工具分不開:既然進化是人類社會公例，自然就意味着中國歷史也在進步如是，則上古文明程度有限，並不會傷害史家的民族感情，然而恰好表明中國並非一個不進步的社會。

其實，不管是西來的新文化還是中國的舊傳統價值和事實都是統一的價值被認為是從事實中發現的，事實也被用來闡發這種價值。中國舊史學熱衷於道德教化與批判，便和儒家傳統對人的關注分不開。①但清季人的價值取向已發生了根本變化，進步成為新的追求口標，而中國歷史所提供的事實卻似乎與此口標背道而馳。為了維持二者的統一，在價值優先的前提下，勢必要對事實做出調整。上古史的蠻荒化便是史家的常用手段之一，但仍並未解決秦漢以下歷史的問題。唯由於兩千年來的正統政治與學術皆被視為不進化的，要想證明中國歷史仍在進步，就必須到其他地方去尋找突破。

二、在中國歷史裏找進步

清季民初，一些簡明的進化模式也通過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翻譯著作傳人中國，給學者提供了寫作樣本。不過，在套用這些模式的時候，不同的人對史實的選擇和重組方式是不一樣的，而此一時期也尚未出現一個為大家共同採納的論述模式，即使同一人在不同時候也會採用不同方案。下文試圖對其中兩個影響較大的模式加以分析，意在展示它們和時人對中國不進化原因的討論之間的思想關聯。

(一)走向世界之中國

社會進化論與中國傳統史觀是非常不同的，但中國過去也不是完全沒有可利用的.思想資源，這主要就是椿秋》公羊學派的三世説。按東漢何休的解釋《春秋》一書可分為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三個階段，它們又分別對應於衰亂世、昇平世和太平世三種社會境界，這些境界在書法上亦有明確體現衰亂世則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夕，昇平世則內諸夏而外夷狹，大平世則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這便是異內外之義。自19世紀初，公羊三世説在思想界已逐步復興，至19世紀末大盛。需要注意的是，此説原非進化指向，實際帶有循環或退化色彩，但康、樑有意將其向進化方向發揮，成為他們闡發政治、社會觀點的主要理論依據和解釋模型。②本文要探討的即是其對於中國史學寫作的一個提示。

1902年，梁啟超在慚史學》中批評循環史觀，特別拈出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一言為靶子，謂此誤會歷史真相之言也。樑還加了一個小注春秋家言，有三統，有三世。三統者，循環之象也，所謂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是也。三世者，進化之象也，所謂據亂、昇平、太平，與世漸進是也。他運用新的歷史定義斷言生世則歷史之情狀也，三統則非歷史之情狀也。三世之義，既治者則不能復亂;藉曰有小亂，而必非與前此之亂等也。苟其一治而復一亂，則所謂治者必梁啟超這個看法大約啟發了呂思勉40年代初的一段評論人類以往的社會，似乎是一動一靜的。有人認為這一現象表明社會亦同個人，是有節奏的，只能在遇見困難時，奮起而圖功，到任務滿足時，就要停滯下來了，這就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亂的真原因。但呂氏不同意，説這是把機體所生的現象和超機現象併為一談。他提出，社會和個人是不一樣的個體有老少之殊，而社會無之。個體活動之後，必繼之以休息，社會則可以這一部分動，那一部分靜。故從前感覺的遲鈍、行為的濡滯，只是社會的病態，倘能矯正之匕治一亂的現象，自然可以不復存，而世界遂臻於那治了。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最大的希望。②

結合上下文可知，其所謂一動一靜也就是一治一亂，這一問題一直縈繞在諸多史家心中。不過呂思勉説的是人類以往的社會，則此問題固非僅中國所特有(雖然中國必是其關心的主要對象)，顯然也就不是在與西人對立的意義上討論，故一治一亂仍只是問題的一方面，未必意味着整體歷史的不進步。這裏他通過區分個人與社會性質的不同，保證了歷史隨時進步的可能，所謂這一部分動，那一部分靜，也就是前引柳治微所謂於此見為墮落者，於彼仍見其進行，唯呂説是就人羣立論，柳説是就文化立論而已。他們的思路藴含的共同結論是，只有從多數人(或社會)和歷史的整體着眼，才不會囿於局部的退步或停滯。這樣，政治上的一治一亂也就是朝廷之事，雖然是必須革除的病態，卻不再影響到中國歷史的整體形象，一直困擾着新史家的心理緊張也相應地獲得了纖解。

三、餘論

中國近代思想變化的一個主題是價值觀的改變。本文所探討的問題，也要放在這個層面考量。社會進化論的流行對中國學者帶來了不容迴避的挑戰進步既被認為是對歷史事實的總結，也被認為是值得嚮往的價值。然而，根據清季流行的政治理論，中國自秦漢以後，不管是政治還是學術，都長期專制，從而造成了歷史的倒退(或停滯)。弔詭的是，這一評論的敍述結構和結論都和進化論批判的三代敍事不謀而合。不止於此一治一亂的循環論也延續下來，被近代學者視為中國歷史的實相。

這些言論大多着眼於批判現實，並不專注於中國歷史的實際狀況，但它們的大量流行也帶來了一個尖鋭問題:如果中國長期退化或循環，豈非逆世界歷史大勢而動了不論這些學者在發表政論的時候作過何種激烈的表述，這個結論顯然都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這樣，雙重任務擺在了新史家面前:他們既不得不解釋中國為何會淪落到這種劣敗的地步，同時又必須證明，中國歷史的整體仍是進化的。但問題是，傳統歷史中最重要的內容都已被視為退化，要想找出中國一直在進步的證據，便不得不另闢新徑，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史學的論述方向。

本文探討了清季民初幾位新史家(特別是梁啟超)為解決此問題所做的兩種努力:一是把中國歷史描述成一步步走向世界的過程，另一個是把眼光從傳統的政治史投向社會史、文明史和民史等領域。這幾個現象當然不僅是社會進化論所造成的，但試圖在中國往昔發現進步的心態無疑對它們產生了複雜而深刻的影響。這兩個努力呈現出一個共同指向，就是在正統外尋找歷史。中國跟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交往與竟爭過程在過去正史裏本屬於四裔傳的內容，在進化史觀下卻成為中國史的主線。傳統政治史地位的下降更是如此，治亂興衰成為不重要的，社會、文明和人民成為歷史的主角。 對於接受了進化理論的近代史家來説，中國歷史的進步一直是他們關懷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本身，連同清季學者提出的解決方案，都對近代學術產生很大影響。這裏不妨再以胡適為例，對此略加説明。在新史學發展中，胡適被認為是繼梁啟超之後的宗師，其史學著作中最知名的大概要算是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1928年出版的《白話文學史》，從這兩部著作可看到清季學者的思路。不過，在討論這兩部書之前，要先講一下胡適的博士論文恍秦名學史》。 此書英文初名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適自己譯作《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演化史》)，進化是此書的一個題眼。他寫此書的口的，在《導論》部分有清楚的交代，就是想回答中國人應怎樣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使它能同我們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協調和繼續發展了可知胡適並不認為中國固有文化和西來的現代文化是不相容的。他特別將口光轉向了那些在中國古代曾一度與儒家學派同時盛行而後來卻被邊緣化的學派，認為在其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學和科學最佳成果的合適土壤。①為此，他從墨家學派、莊子和荀子那裏去發掘中國的邏輯學思想。

實際上，二三十年代的學術界可以做到價值與事實分離，也是以價值與事實的統一為前提的。這或可從李達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看出端倪。此文的主題是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首先回答的問題卻是:從西周到清季，中國社會究竟有沒有進步呢了李花了兩頁篇幅討論這個問題，結論是這三千年間社會的進步，是很明顯的。可是我們所注意的，並不是這長期的社會有無進步的問題，而是這社會為什麼長期的停頓於封建階段的問題。②但這段話也恰好提示了其心中隱憂的存在:只有在中國三千年的進步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從容討論其何以停滯才成為可能。就此而言，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李達不但未走出清季以來中國新史家的共同困境，反而把此困境更清晰地揭示了出來。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