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關於對屈原評價問題的爭議參考

在中國歷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廣泛推崇的偉大作家。兩千多年來，人們對屈原無端受到讒邪小人的中傷和昏庸的楚懷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過程中，又目睹了楚國的危難和“民生之多艱”，因而，帶着滿腔的憤懣投汨羅江自殺。

劉向所編的《楚辭》中收入的《九辯》，王逸認為是屈原弟子宋玉“憫其師忠而放逐”之作。他還認為，宋玉憐屈原“忠而斥棄，愁滿山澤，魂魄放失，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宋玉甚至幻想懷王看到《招魂》之後，會覺悟起來召回屈原。請看這個宋玉豈不是古今少見的尊師典範？真不理解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話劇《屈原》劇本中把宋玉醜化為屈原的叛徒。至於《卜居》和《漁父》，我認為也是屈原的後學悼念屈原之作。

漢武帝是漢代第一個熱愛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賦達８２篇之多的懷南王劉安，則是對《離騷》作了很高評價的第一位文學理論家。劉安稱《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它體現了屈原“浮游塵埃之外”的人格風範，可“與日月爭光”。其後，司馬遷為屈原作傳，不僅照錄了劉安的這些警句，還進一步把《離騷》和孔子刪定《春秋》相提並論。他盛稱前者“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是屈原偉大完滿人格的寫照。可見，司馬遷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後漢的歷史學家班固卻不盡以司馬遷對屈原之評贊為然。他對屈原及《離騷》的思想傾向是有褒有貶的，甚至是以貶為主的。班固批評時，有意避開了司馬遷，而徑直把矛頭指向劉安。他指出，稱屈原和《離騷》可“與日月爭光”云云，“斯論似過其真”。班固的人生觀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為屈原應像《詩·大雅》所謂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他批評屈原不應“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傳説融入作品中，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正，經義所在。但班固也並不否認屈原的作品“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空。”因此，他對屈原的評價是：“雖非是明智之士，可謂妙才也。”

後漢的王逸則不滿於班固這樣的庸俗之見。他盛讚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如石砥，顏如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至於樑代的`劉勰的《文心雕龍》，又概括王逸的觀點，寫了《辨騷》一章，除證明屈原作品有異於《風》、《雅》的四點以外，也有同乎經典的四事。

宋洪興祖是繼王逸之後整理、註釋《楚辭》的又一著名學者。他曾得諸家善本，參校異同，成《楚辭補註》一書。洪氏對北齊顏之推所謂的“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之説，甚為不滿。他從儒家倫理觀念出發駁之雲：“屈原，楚同姓也。同姓無可去之義。”而孔子是提倡士“見危授命”的。因此，洪氏為屈原的自沉辯護説：“同姓兼恩與義，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麼，屈原又為什麼不離開楚國呢？洪氏以為，這是由於當時“楚無人焉，屈原如去國，則楚必從而亡”。因此他説：“屈原雖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爭強諫，死猶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見，屈原“雖死猶不死也”。

朱熹是我國哲學史上有深遠影響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對《詩經》和《楚辭》的研究均有重要貢獻。他為《楚辭》作的《集註》也足以媲美其《詩集傳》。朱熹是一個有民族氣節的政治家，他注《離騷》中“僕伕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雲，此乃是屈原“託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於楚焉；亦仁之至，而義至盡也”。如此體會屈原眷戀楚國的思想情感，可謂深入了一層。

──節選自李振華譯註的《楚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