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白與對話的心理學

獨白與對話的心理學

心理學的發展與哲學的發展休慼相關，近現代心理學的每一次變革都與哲學的變革緊密相關着。“獨白”是一種旁若無人的自言自語，“對話”則是談話雙方的互動式交流。西方哲學經歷了三個階段：“對話”—“獨白”—“對話”（柏拉圖、黑格爾、伽達默爾），柏拉圖秉承了蘇格拉底的對話傳統，黑格爾將理性的地位規定得至高無上，用科學理性的法則為自然立法，伽達默爾則將主客體統一起來，消除了二分法的模式，使主客體的關係從兩極走向中介。伽達默爾將人類的思想邏輯劃分為三種，即科學的“獨白式”邏輯，黑格爾絕對唯心論的“辯證式”邏輯以及哲學解釋學的“對話式”邏輯。伽達默爾之所以認為科學的思想邏輯是“獨白的”，是因為他認識到，科學家面對的是他試圖控制的客觀世界，而不是他需要與之進行思想交流和溝通的另一個主體世界。科學是獨白的，它追求的是內在的邏輯與程序，與對象的關係是主客體二分法的關係。“對話”的思想邏輯打破了主客體的二分法，將主客體融為一體。

在心理學研究中，主客體都是人，因此主客體的關係表現為“我—你”的關係，伽達默爾這種“我—你”關係劃分為三種，每一種類型都體現着主體對客體不同的態度。(1)第一種類型的關係是把人（被試）當成物，當成對象，用科學的態度加以把握，從同類的行為中概括出典型的規律性認識或類型化的認識，以便對人的行為作出某種預見和一般的把握。人的行為不過是作為我們把握人性的工具，人變成了一種研究手段，在這裏，人的行為與動物的行為沒有本質的區別。(2)第二種類型的關係是把人當作人，這裏強調的是一種反思關係，而不是人與物的關係，要求理解者完全排除自身的歷史性與偏見，進入到被理解對象的歷史中，設身處地的把握與理解對象。這種關係過分強調了被理解者的歷史性，但忽視了理解者自身同樣具有歷史性。(3)第三種類型的關係是不僅把人當作人，而且理解者與被理解者處於一種平等的關係之中，彼此是開放的，伽達默爾稱這種關係是“效果歷史性的關係”。

根據這樣的關係，心理學研究也可以區分為“獨白”的心理學與“對話”的心理學。

一、“獨白”的心理學

主客體的關係是哲學永恆的話題，心理學的發展也是圍繞這條線索展開的。古希臘時期主客體的關係是一種統一的關係，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哲學是代表。從近代的笛卡爾開始，樹立了主體理性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哲學上奠定了科學的基礎。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為心理學提供了模仿的對象，在獨白的心理學研究中，“我—你”關係首先表現為“人—物”的關係，表現為理性的獨白，追求絕對的理性，將世界看作是主體理性的附屬。主體是絕對的控制者和支配者，客體是受支配和被控制的，因此，理性的獨白也可以稱為主體的獨白。受19世紀生物學與物理學的影響，心理學從成為獨立的學科開始就致力於模仿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是主體設立起來的知識框架，目的是用理性控制與支配自然。自然世界是科學的對象，即客體，科學的目的在於使自然以主體語言的形式表達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就成了理性的獨白。此時，科學家面對的是物，是客觀對象，由於客觀存在沒有主體性，是完完全全的客體，因此，在針對自然客觀存在的時候，這種“獨白”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心理學從一開始就陷入到自然科學的理性獨白之中。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最早是靈魂，從詞源上來理解，"Psychology"（心理學）一詞的意思是指"Psyche—logos"（心理的理念或學問），也就是關於靈魂的研究。心理學首先面對的是人自身的心靈問題，在心理學的早期萌芽時期，心靈問題基本上包含在哲學研究之中，人們通過反省自己的心靈，通過與別人的交談和交流，共同探討心靈的問題，蘇格拉底將這種方法推向了一個高峯，這種思想方法被稱為“精神催產術”，真理就在平等的談話交流過程中顯現出來，但科學家認為這樣的方法缺乏實證研究，不具有真理性。這種狀況到了近代得到了改觀，自然科學的發展為心理學提供了借鑑的模式。前心理學中“人—人”的關係蜕變成了“人—物”的關係，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用來了解人性的工具，成了物，成了對象。在這種“人—物”關係中，理解一個人和理解一個典型事件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通過對同類的行為的理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人性，在這個時候，同類的行為變成了我們把握人性的工具，僅此而已。在這種研究中，人被物化，完全服從於理性的解釋。在康德看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研究應當具有倫理性。伽達默爾也批評了這種把人對象化的做法，“這種遵循18世紀方法論思想和休謨對此所作的綱領性表述的社會科學方法，其實是一種效仿自然科學論的陳詞濫調”，如果把人對象化，勢必產生對方法的崇拜。事實上，科學心理學一直致力於研究方法的精巧化，注重程序性的東西，在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之間更偏向於研究方法和手段，忽略了研究的現實性與內容性。

“獨白”的心理學追求對心理的形式化解釋，用對心理行為的研究代替了現實社會中人與人關係的研究，用對理性思想的研究代替了對現實個體與人羣的研究。注重心理的結構與形式，忽略了作為心理行為的實際生活內容。為了完成對心理行為的形式化的解釋，“獨白”式的心理學對科學方法有一種渴望，將科學方法運用於心理經驗，包括那些超出科學方法論控制範圍的對真理的經驗，如個體的心理生活、文化經驗。如果在研究中發現科學方法不適用於這些經驗，就把這些經驗排除在研究之外，帶有強烈的“方法中心”的情結。往往採用以偏概全的研究手法，用個案的研究來證明普遍的真理，用歸納法揭示普遍的原理，這是一種證實的過程，這樣的作法遭到了科學哲學家波譜的批評。心理學過分追求形式化的解釋與自然科學的精神有關，自然科學遵循三大研究原則，即，自然一致性原則；實體原則；因果性原則。自然一致性原則認為事物的變化是有規律的，這種規律適用於所有的對象，即不管怎樣，事物現象背後存在着共同遵守的規律。科學的目的就是去解釋普遍的規律，即使研究具體的對象，目的也是試圖用個別的實例去證明和補充普遍法則。實體原則認為在事物之外存在着一種實體，這種實體實質上就是事物的一種模型，是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以自然科學觀的視角看，不同學科都有不同的實體概念，例如，就社會學的研究而言，“社會”就是一個實體，就心理學的研究而言，實體就是“心理”。在這裏，實體就是建立在個別基礎上的一般普遍性。因果性原則表達了一種現象之間的連續關係，一旦確定兩個或兩類事件之間存在一種因果聯繫，那麼就可以肯定相同的原因會產生相同的結果，即同因必然產生同果。堅持因果性的原則導致將心理生活的主觀理解性與體驗性抹煞，使心理生活成為一種客觀經驗的存在，成為可以共證的對象。回顧近現代科學心理學，很大程度上是在“獨白”的狀態下發展的。無論是邏輯經驗主義，還是邏輯實證主義，都過分強調研究的客觀性，觀察的中立性，而語義模型理論則突出了研究者的邏輯演繹，更沒有考慮到對象的主體性。艾賓浩斯為了研究人類記憶奧祕，在實驗室裏用一些無意義音節組成的學習材料替代有意義的現實的學習材料，排除或忽略了被試的主觀感受，諸如情緒、體力、動機、興趣等因素，在這樣的情況下得出了關於人類的遺忘規律，顯然，這樣的結論並不具有普遍的解釋效果。赫爾試圖完全用數學的推理來解釋和預測人類的行為。學習心理學家桑代克用對白鼠的研究解釋了人類學習的三大定

律，托爾曼在實驗室通過對白鼠學習情況的研究，發現了人類的“潛伏學習”。斯金納也是試圖把實驗室的強化理論運用到整個人類行為的解釋上。同樣的，現代認知心理學也試圖通過電腦對人腦的模擬來揭示思維的機制。這些都是一種“獨白”的行為，因為在這些研究中，主體與客體是分裂的，是“人—物”的關係，二者是處於對立之中的。

“獨白”的心理學過分誇大了作為研究者的主體的地位。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科學家是絕對的主體，自然物是絕對的客體，自然物是統一在主體理性的範疇中，是用主體理性的語言來表達的。心理學家將這樣的研究模式運用到心理學的研究中，心理學家變成了絕對的主體，被研究的人成了絕對的客體

，在實驗研究中尤為如此。心理學家強調自身的主體性，忽略了被研究者的主體地位，將被試視為一種模型化的存在，把被試從現實社會關係中分裂出來，實行價值中立。在很大意義上，被試變成了一種符號，一種普遍規律的個別表徵。心理學家用理論模型對生活世界加以解釋和説明，他們遵循的是因果原則，通過世界事實的模型，對生活世界進行預測和控制。在這個意義上，心理學家進行的研究工作是一種“獨白”，沒有考慮到被研究者的感受、社會背景、需要與動機，沒有考慮到個體與羣體的心理生活，一切都服從於研究者的程序，而研究者又服從於理性的規範，服從於理性的“獨白”。美國心理學是這一現實的代表，研究者在科學的研究程序中得出了結論，然後把這些理論無論制地推廣到其他社會和民族，用以解釋所有的個體與羣體，忽視了理論解釋效能的文化差異性與有限性。研究者一廂情願地為所有人、所有行為構築統一的心理模式，這樣顯然誇大了研究者的主體地位。理性的“獨白”由此蜕變成研究者的“獨白”。

在“獨白”的心理學中，“我—你”關係還表現出另一種形式，即“你”被承認為一個人，而不是物。在這種關係中，要求“我”必須完全排除自身的歷史性和偏見，客觀地瞭解“你”，還“你”真實的面目。這實際上犯了19世紀施萊爾馬赫與狄爾泰的歷史主義的錯誤，因為它忽視了“我”本身的歷史性，在這樣的關係中，主體是在完全“傾聽”客體，是另一種形式的“獨白”。這種關係在本土心理學的研究中尤為典型。如在中國本土心理學研究中，就存在着這樣的“獨白”。本土心理學是在反對心理學研究價值中立的浪潮中興起的一股新興力量，中國人意識到依靠國外的心理學理論是難以解釋本土民眾的心理生活的，於是紛紛拿起傳統文化的武器與國外的理論分庭抗禮，他們下意識地將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視為兩個實體，要麼是外來文化，要麼就是本土文化。近幾年有的學者致力於尋訪傳統概念，從古籍中挖掘傳統概念，用傳統概念來闡釋現代人的生活，還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考證傳統概念的原始意義，力圖還原這些傳統概念的原初意義，彷彿不用本土的傳統概念來解釋本土生活，那就不成其為本土化。這樣做，實際上又陷入到了“獨白”的研究當中，這種“獨白”不是主體理性的獨白，而是文本或對象的獨白，是主體對客體的完全“傾聽”，是狄爾泰的歷史主義的重演。狄爾泰的歷史主義要求研究者完全進入到歷史文本之中，忘掉自我，徹底的以一種還原歷史的態度進行研究。這其實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主體的喪失。在本質上，這仍然造成了主客體的分離。在實際的理解過程中，要作到主體的“遺忘”是不可能的。本土心理學研究的目的不是尋訪傳統概念，而是闡釋當代人的心理體驗與感受。只有採取“對話”的形式，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本土與非本土之間才能達成融合。

可以看出，“獨白”的心理學實質上是錯誤地理解了主客體的關係，遵循的是主客體的二分法，沒有將二者真正地融合起來，要麼是主體理性的自言自語，要麼就是完全受制於客體。心理學研究要做到主客體的融合，就必須改變研究方式，從“獨白”走向“對話”

二、“對話”的心理學

在“對話”的心理學研究中，“我—你”關係既不是“人—物”的關係，也不是“人—人”的單向度關係，而應當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種平等和相互開放的關係，即伽達默爾的“效果意識”。所謂效果意識，是指在主客體的交互關係中產生了新的意義，這種意義既不完全屬於主體，也不完全屬於客體，而是雙方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種關係中，主體與客體都沒有“獨立意識”，也沒有“依賴意識”，二者是一種對話的關係，主體不排除自身的歷史性，客體也不排除自身的歷史性，兩者的`歷史性在對話中得到新的詮釋，而這種新的詮釋恰恰是我們應該研究的對象或目的，即效果現實性。在對人的研究中並不存在着主客體，只有二者的相互作用，即相互理解，強調在“參與”或交互作用中去獲得真理或意義。伽達默爾在哲學上進行了一次變革，既批判了西方近代哲學以來過度膨脹的主體性，也批判了歷史客觀主義，重新界定了主客體關係，這為反思心理學的研究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據。“對話”的心理學首先要排除理性的“獨白”，避免“人—物”關係的自然科學模式，不再把人當作理解人性的工具，而是把人當作目的。主體有自身的歷史性和前見，客體也有自身的歷史性和前見，在心理學研究中，心理學家不是絕對的主體，被試也不是絕對的客體，被試不是符號，他具有現實的關係、背景，有真實的動機、興趣、情感等等。在研究中，主試與被試的關係是一種平等和彼此開放的關係，主試不是試圖去將被試的個別特徵抽象為普遍的法則，而是理解被試的行為，在具體的歷史關係中理解被試，不誇大主體的地位。研究者主動地參與所要認識的對象，既不過分突出主體性，但也不能使主體性喪失。當主體試圖去理解對象時，一方面，主體自身帶着“有色眼鏡”，另一方面，對象也同樣生活在歷史性之中，當進入研究時，二者便開始了一種平等對話和彼此理解的過程。事實上，在心理學理論的產生過程中，這種現象一直伴隨着心理學家。心理學的研究在本質上就是“我—你”的交互作用過程。如美國的心理學家，他們是在美國的本土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他們自身就是文化的產物，因此他們的理論明顯帶有美國文化的印痕。但同時，他們又是美國文化的解讀者，正是這兩層關係造就了美國心理學。中國的心理學也是如此，當外來理論進入本土文化以後，不管意識到沒有，本土化就已經開始了，而不是如現在有的學者認為的那樣：本土化必須是有意識的，有目的的。在本質上，心理學就是本土心理學，因為主體與對象之間永遠都是一種相互理解的過程。個體的心理生活是個體對世界的主觀把握和體驗，它始終處於一種“視域融合”的狀態。所謂視域融合，是指個體的心理生活既不完全是過去的經驗形成，也不完全是當下的生活體驗與理解，而是一種現在與過去的交融。換句話説，心理生活不是一種靜止的實體，而是個體生活經驗的融合，個體心理生活的現實性體現在經驗的交互融合之中。有的學者提出必須建立中國人自己的心理學，實現徹底的本土化，其實他們沒有意識到，本土化的進程從一開始就一直伴隨着他們的研究。我們理解中的外來理論已經超出了它們的原初意義，我們在接受它們的時候，已經自覺地把它們納入到我們的認識範疇之中了。就如同翻譯語言，當一種語言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時，它的意思就已經發生變化了，既不是前一種語言的完全再現，也不是後一種語言的自言自語，而是兩種語言的融合。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心理學的本土化從西方理論進入中國就已經開始了，而不是明確提出中國心理學本土化的20世紀80年代。

“對話”的心理學應當拋棄對心理行

為的形式化解釋，避免用抽象的原則來替代現實的關係。“對話”的任務是理解，不是解釋或説明，“獨白”則是試圖去説明對象，用主體的語言來規範對象。在研究個體心理生活的時候，“對話”尤為重要。人的經驗有兩種，一種是生活的經驗；一種是科學的經驗。生活的經驗是個體的主觀感受，是不可重複的，具有一次性和歷史性。科學的經驗則是可以重複的，在適當的條件下可以重現。對人來説，更根本的是生活經驗，雖然這不是科學本身，但卻是科學的前提。人們最先接觸的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意義是一切科學認識的基礎與前提。隨着科學認識的發展，科學世界與生活世界成了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科學的實踐與運用促使科學認識獲得不同於生活世界的意義的地位，從而使科學世界的意義支配和指導着生活世界的一切。心理生活是個體對世界的一種主觀把握和體驗，因此，對待人的心理生活，應該理解心理生活是怎樣形成，從而理解它的當下狀態，而不應該試圖為個體心理生活建立原則性的規定。不同個體的心理生活是有差異的，如果一定要認為個體心理生活有共同點，那麼這種共同性就是不同個體面對的相同情境。在這個意義上，個體心理生活是具有共通性的，但僅此而已。也就是説，心理生活的本體意義體現在個體與文化以及個體之間、個體與羣體之間的交互作用中，它並不抽象地存在於“某地”或“某時”。在本土心理學的研究中，的確存在這樣的問題，例如，研究“古人心理”、“集體主義”、“民族性”等課題，這些課題本身並不具體。抽象化的研究目的是為這些命題尋找一種共性，而不是去理解具體的人羣與個體對這些命題的註解。社會—歷史的經驗是不能以自然科學的歸納程序而提升為科學的，而應該在現象的一次性與歷史性的具體關係中去理解現象本身。自然科學的普遍性原則只適用於宏觀層次，而人是具有意

志自由的存在，具有不可預測性，因而不具有被控制性。研究心理生活的目的不是尋求普遍原則，而是強調“理解”，不是急於建立理論體系，而是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要面對具體情境中的具體人羣，理解與闡釋他們的心理生活，不應該為心理生活尋求普遍性。在心理生活領域，只能“理解”，而不能預測與控制。人是歷史性或時間性的存在，海德格爾將這種存在稱為“此在”，即人在世界上或社會中存在的這一事實本身，它具有時間流動性。每一個體都在時間的流動性中存在，換句話，每個人都有歷史性，而且具有不可重複性。因此，在理解個體時，必須將個體置於具體的情景之中，充分考慮他們的現實性。本土心理學在研究心理生活時，必須確定心理生活是一種連續性，不能還原為單個的片斷。

“對話”的心理學還強調研究的整體性。“獨白”的心理學是將人類活動孤立地置於某處，用“標本式”的方式加以研究，目的在於從每一個單獨的事件中尋找到他們彼此的聯繫。這樣直接導致了心理學研究陷入到了方法與程序的泥潭，也使心理學的學科統一性受到了嚴重的危害。“對話”的心理學主張採用整體性原則，將個體的活動與行為置於社會、歷史、文化之中。因為，一方面，個體是社會、文化和歷史的塑造者，另一方面，個體也是社會、文化和歷史的產物。要理解個體的心理行為及心理生活，就必須瞭解整個文化與時代的特徵，反過來，要理解文化與時代，也必須瞭解個體。20世紀50年代以前，心理學史主要是按編年史的體裁撰寫，主要涉及政治、外交和軍事等方面的情況，主要講述大人物和大事件，更多地考慮了宏觀面，是“自上而下的歷史”，俗稱“舊史”。20世紀50年代以後，這種狀況發生了變化，“新史”出現了，它是“自下而上的歷史”，試圖描述被舊史所忽視的無名羣眾的個人生活。這種變化體現了一種趨勢，即整體性的研究趨勢，在整體中，局部是理解整體的條件，同時整體又是更好地理解局部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人類的實踐活動是一個整體性的活動，心理學應該在現實的總體性聯繫中探討心理現象與心理生活，突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相互影響。

20世紀後期，後現代主義思潮衝擊着人們的傳統觀念，進入90年代，在西方漸漸興起一種新的心理學思潮，即後現代主義的心理學。後現代主義心理學以反對實證主義心理學為目標，主張在心理學的研究中拋棄傳統的二元主義認識論，擺脱實證主義那種“標本式”的研究，強調採用辯證的方法，突出人的社會性和現實性。可以看出，在心理學研究中強調“對話”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對話”是心理學發展的方向，也是心理學重新樹立在社會文化和心理生活中的權威和地位的必經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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