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讀後感

讀《史記》，時時都有司馬遷。哪怕他並非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你跟着他，他叫你，看這個，看那個，他叫你大概看看，他叫你仔細聽好，你都亦步亦趨地跟着。篇章終了，你會期待聽到他的解讀，你會深深回味他的一點感想——太史公曰。後世史官覺得這個格式很好用，於是依樣畫葫蘆，也在篇章最後留下傳論。講道理，談得失。但這是一份工作，要講“政治正確”，只能戴着鐐銬跳舞。班固在《漢書》裏寫《司馬遷傳》，幾乎原文照搬了司馬遷自己寫的《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但在《漢書》裏，丟掉了重要的一句。司馬遷評價孔子的《春秋》，説是“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然而在班固這裏，“貶天子”一句不見了。甚至，班固在《司馬遷傳》的傳論裏，專門批評了司馬遷的這種“張狂”。説他“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班固認為司馬遷崇尚道家黃老多於儒家六經，花了許多筆墨來寫遊俠刺客之類不法之徒，又寫了貨殖列傳講有錢人怎麼發達，這是嫌貧愛富。但正因為這種“錯誤”的意識形態，司馬遷以後無來者的共情能力表達了對於捲入歷史的人之理解，之同情。“古今”之變，也因此在它一步步走來的時候有血肉，有温度。他寫劉邦，遊手好閒，愛酒好色，出了事兒就會大叫，咋辦啊!然而他也寫英雄氣概。項羽一箭當胸，射中劉邦。劉邦痛彎了腰，卻掩飾説，被射中腳趾了喲!他寫刺客，寫遊俠，寫倡優，儒家傳統裏值得、不值得注目的，他都寫。在這點上，司馬遷不為任何學説搖旗吶喊，諸子百家，讀書人與屠狗輩，他有足夠大的胸懷去容納，去理解，去共情。他有這樣的心氣與可能。司馬遷雖然是“體制”裏的人，但寫史書於他，不算公務。司馬遷做太史，用他自己的話講，職責是“掌天官”——管天文曆法的官。所以，在《漢書》裏，我們看到他出場是與壺遂聯名上的一封奏議，建議改歷，於是才有漢武帝時候的“太初曆”。寫歷史，寫《太史公書》是私活，這樣一點騰挪輾轉的空間，加上漢初殘存的那點意識形態領域的縫隙，讓他能自由地取捨官方的意識形態。中國的古書分“經，史，子，集”。經是儒家經典十三經，史是史書，子是成一家之言的諸子百家，而集，是文人的作品。《史記》自然是史部，但它又其實無法分類。它是歷史，是看過成敗興亡，經歷過風光與不幸的司馬遷對於古今、天人的“一家之言”，也是文章家司馬遷詠史、述懷的經典散文。司馬遷寫《孔子世家》便去魯，去曲阜看孔子廟堂的車服禮器，看習禮的儒生，與他們一同講學，所以他對於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仰慕才有比套話更多的'真誠;他寫《魏世家》寫《信陵君列傳》就去魏國曾經的都城大梁，看遺蹟，依然居住在那裏的人告訴他，秦破大梁，引河溝而灌，三月城壞。秦破大梁，不僅是材料裏乾枯的文字，還是他親自到達過的場景。所以，《史記》當然是歷史材料，是父親司馬談臨終前殷殷託付的家族野心，是他作為學問家，眼光、學識與能力的體現。但更重要的是，這是與他的生命實踐融為一體的立場。有人叫這種“立場”為“史觀”，但在司馬遷這裏，“歷史”已經超過了作為研究的“對象”，它是他的經驗，也是他對於世界的判斷。《史記》有一百三十篇，有十篇因為各種原因有錄無書，但是從司馬遷對於一百三十篇的編排，總可以大概窺探他的“立場”與他的“意圖”。本紀第一篇是《五帝本紀》，講“為公”——堯老了，要找繼承人，“貴戚及疏遠隱匿者”都一視同仁。世家第一篇是《吳太伯世家》，講“孝”——周太王有兒子三人，太伯，仲雍，季歷。季歷就是後來的周文王的父親，周太王愛季歷，想要他做繼承人，太伯與仲雍不忍父親為難，一氣跑到了吳地。列傳第一篇是《伯夷叔齊列傳》，講“仁”——孤竹國的國君有兩個兒子，都想把王位讓給對方，於是結伴跑了。原想定居西岐，武王伐紂，扣馬而問，“以臣弒君，可謂仁乎?”也不能力挽狂瀾，於是采薇首陽山，求仁得仁，餓死了。有時候，他的立場更過於強烈，甚至跑到“事實”的對面去了。現在我們知道，在《趙世家》裏留下的那個“趙氏孤兒”的故事，多半是編的，而司馬遷，必然看過另外的，更冰冷，也更符合常理與邏輯的版本。趙莊姬策劃了趙家的覆滅。她與趙朔的叔叔趙嬰私通，被趙家人發現，驅逐了趙嬰。惱羞成怒而手握權力的公主莊姬告發趙家謀反，趙家傾巢之覆。但司馬遷的故事裏，趙朔被奸人屠岸賈陷害，莊姬留下遺腹子，在家臣程嬰的忍辱負重中長大。在這個故事裏，司馬遷寫了一個細節對話，公孫杵臼問程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説，“死易，立孤難。”這是司馬遷的自我表白，關於他為什麼選擇自請腐刑免去一死。為了意氣，尊嚴去死，自然是高尚的，但高尚而脆弱。忍辱負重可以完成襟抱裏尚且幼弱的志向，那就忍。不管咽不咽得下去。中國有“寫史”的傳統，“歷史”是對於世道最後的冷酷而公平的批判。法律尚且還要講“訴訟期限”，但歷史是沒有的。每一筆下去都是最終審判。所以我們讀史書會讀到這樣的段落：楚共王死之前，心心念念不忘他死後的諡號——歷史對他的結論。他招來大臣，給了他們兩個選擇，“靈”或者“厲”。都是惡諡。哪怕楚共王在以退為進，但起碼這是一種對歷史的敬畏。在“地獄”的概念尚且還沒有隨佛教傳入中國的時候，對一個人最有力，也最嚴厲的申戒是歷史。司馬遷的時代，對於“歷史”不大友好。秦朝有一個高效而野蠻的措施，來對付歷史手裏的利劍——“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到了漢代，承秦制，雖然沒有高壓政策，卻也沒有恢復先秦的史官傳統。但眼光卓絕的父親司馬談承擔起了這份額外的工作，並且把它作為一項光榮的使命，傳給了兒子。作為作者，司馬遷的目標是作“禮”的周公，作“春秋”的孔子，是紹明是非，善惡，賢與不肖，德行與規則的準繩。所以，在《太史公書》裏，司馬遷兩次提到了“獲麟”——孔子作《春秋》絕筆那年捕獲了一頭麟，在司馬遷的時代，漢武帝元狩元年，這頭神祕而寓意豐富的瑞獸又一次出現了。司馬遷認為這是對他使命感的肯定與昭明，於是這也是他預備將要擱筆的時候。他既然拿了這支筆，便不辜負。前些年，各種各樣的“某某某説史記”很流行，我也聽過。但這些打着講“史記”旗號的講座，只把《史記》當做一個八卦故事的一種來源，既不告訴你司馬遷為什麼要這麼寫，也不告訴你他怎樣把他看見的材料組織成現在我們見到的《史記》篇章。他以怎樣的宗旨做裁剪，他一定要帶我們去看的細節。一百三十篇《史記》，在“某某某説史記”中，不過是歷史故事大全。但這恰恰是最買櫝還珠的一種讀法。司馬遷所見到的材料，大多數我們也能見到。《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春秋公羊傳》，《左傳》(他也許看過也許沒有?)諸子百家之言，甚至，我們還看到了更多的金石碑刻，看到了各種各樣出土的帛書簡冊，睡虎地的秦簡，清華簡系年……我們擁有甚至比他更多的材料去補充和反駁他的敍述。這是我們用兩千年換來的珍貴機會，去逼近他通過裁剪、安排所傳達的“意圖”。這就是讀懂。也是司馬遷自己講過的他等待的讀者——“後世聖人君子”(挾時間之便，況且打腫臉充當一會兒)。把他當成一個普通的説書人，是我們後人的無知與敷衍。司馬遷，他不提供茶餘飯後的八卦材料，他也不等待庸俗。他以不尋常的毅力與忍耐，等待不可能的到來，哪怕他死了再也看不見，他也期待後來的聖人君子讀懂他，也讀懂他所指向的是非和善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