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春秋讀後感

孔子作《春秋》，提出了“內諸夏，外夷狄”的觀點，並且該觀點在何休等公羊家的理解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形成一套完整的夷夏理論。該理論作為儒家的經典文化一直流傳至今，而且在中國的不同歷史時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當華夏民族受到外族侵略時，夷夏理論激勵了華夏民族的愛國主義思想，推動他們積極進行反侵略鬥爭，衞祖國。然而，夷夏之辨作為該理論的精髓，卻有着深刻的內涵。

夷夏之辨，是區分諸夏與夷狄的一套理論。古代華夏族羣居於中原，為文明中心，而周邊則較落後，因此逐漸產生了以文明禮義為標準進行人羣分辨的觀念。春秋時期，周王室和它的諸侯國，通稱諸夏，而周邊的少數民族，如楚國、吳國等，則被稱為夷狄。隨着諸夏與夷狄的不斷碰撞與交融，夷夏關係也在發生着一系列變化。

夷夏之辨的最基本一層含義是：“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內”與“外”，分別是“聯合、統一、同化”和“摒斥、分裂、異化”的意思。這是《春秋》公羊學精義之一，這體現了夷夏之間的張力。春秋時期，是四夷交侵、諸夏紛爭的時代，為此孔子竭力要維護諸夏之團結以抵禦夷狄。提倡“尊王攘夷”的霸業，這也是當時的時代精神。比如孔子儘管認為“管仲之器小哉”，還認為他“不儉”，“不知禮”，但由於他能夠“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以維護諸夏的團結，抵禦夷狄的侵擾而給予崇高的評價：“微管仲，吾其被髮左枉矣。”究其原因，是他維護諸夏團結與中國穩定。

然而，夷夏之辨還有更深層次的含義。孔子的“夷夏之辨”，全在禮義而不在血緣、種族或政治。即如果夷狄守禮義，則進位諸夏，反之，如果諸夏不守禮樂制度，則貶為夷狄。即諸夏與夷狄的的區分標準，不是種族血統，而是禮義文明。禮義體現了文明的程度，是人類進化的標誌，而血緣、種族僅僅只有生物學的意義，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懂禮義。事實上，由於華夏民族眾多，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民族之間不斷交融。孔子正處於中華民族的形成期，他的“異內外”的`先進思想，是為夷狄最終進為中國，融入中華民族作理論上的鋪墊。所謂人不分東西南北，只要認同共同的文化，則是中華民族一員。這一理論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來説，具有偉大的奠基意義。

孔子曾把吳、越、楚等稱為“夷狄”。但他們在血緣關係上與諸夏之國完全相同，只是由於他們交侵諸夏，不遵守西周的禮樂制度，因此孔子“夷狄之”。但到了後來，有的夷狄在行為上發生變化，轉而重周禮而尊王室，則“中國之”。如定公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這裏對吳稱“子”，是因為“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即吳幫助蔡侯打擊楚人的柏舉之戰中，伸張諸夏之正義，打擊夷狄。而在昭公二十三年秋七月的雞父之戰，《春秋》曰：“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這是既貶吳，又貶被伐諸國的筆法。為什麼不寫“吳及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戰於雞父，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敗績。”因為這樣，吳便成為中國的主人了。那麼，又為什麼不寫“頓、胡、沈、蔡、陳、許之師及吳戰於雞父”呢這又因為，陳、蔡等國不尊王，不守禮，有似夷狄，所以經文又不讓原為諸夏的陳、蔡等國成為中國的主人。公羊家還直言“中國亦新夷狄也”，從而極好地體現了公羊家“以《春秋》當新王”的觀點。還有，周是滅了商才得以建立，而宋國為商的後人，由於宋國始終行諸夏之禮，故一直為諸夏成員。這又表明，“夷夏”又不以政治立場劃線。

秦漢以後，夷狄不斷入主中原，()夷狄的“中國之”日益推進，中華民族日益壯大，顯示了中華文化的巨大生命力與兼容性。中華文化的力量，反映在中華民族內部：雖然常呈現出“合久必分”的局面，但分裂始終只是政權的對立或軍事的割據，而文化本身則從未分裂，這就是中國歷史始終呈現“分久必合”的大趨勢的原因。中華文化的力量，也反映在中華民族的外部：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旦與中華文化接觸或撞擊，中華文化均能兼容、融化為自己的一部分，從而同化外部文化並壯大發展自身，而自己決不被異類文化所消亡。可以這樣認為，如此強大的文化誕生於《春秋》中“異內外”思想。

所以，夷夏之辨，在我看來，就是野蠻與文明之辨。所以韓愈曾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愈該説法也指明瞭“夷夏之辨”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