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楚國曆史的簡述

楚來歷簡介:

根據出土的商代卜辭和西周早期青銅器來看,在商至西周早期,存在一個強大的楚國,比如商代卜辭“嶽於南單,嶽於三門,嶽於楚(《殷契粹編》七三)“,這裏的“楚”是做從林從木從,而卜辭中婦楚之從木從,兩者存在着較為明顯的區別,所以這兩支楚應該是並非一支的。

第一則卜辭的“楚”代表的是商王朝在楚田獵,那麼他的位置應該距離殷畿內不會太遠,郭沫若、陳夢家認為河南滑縣的楚丘。而婦楚之“楚”則代表這個楚與商王朝存在着聯姻關係,有學者應該就是後世的羋姓楚人,從《楚居》中季連娶於商也可以得到證實。

那麼通過卜辭來看,商代應該存在兩支楚人,同樣,通過青銅器來看,西周早期也應該存在着兩支楚人,一支稱楚伯,即滑縣之楚。一支稱荊子、楚子,即羋姓楚人。楚伯根據《矢令簋》記載:“唯王於伐楚伯,在炎。”可以看出這支楚人應該位於這個叫“炎”的地方附近。這個“炎”,楊採華認為即指南方,楚即指的南方的楚蠻,也就是隨武庚叛亂的熊盈部族。

按照楊採華的説法,指西周初年熊盈部族隨武庚叛亂被平定,因此被周王朝從居住地南鄉遷至江漢地區,受熊繹統治,即《楚世家》所稱的“楚蠻”,與熊繹之“楚人”並非一支,熊繹楚人被周成王賜為羋姓、子爵,而此支楚人建立有羅國,後來的周昭王喪生之楚、噩、滅鄂之楚、周穆王所伐之楚、滅“漢陽諸姬”之楚,包括商朝所伐之楚,都是楚蠻,並非羋姓之楚。

楊採華認為楚蠻與羋姓之楚非同一支有待商榷:

一則據《逸周書?作雒解》記載:“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竹書紀年》則記載:“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可見“熊盈”即“淮夷”,按楊採華之言,一,武丁所伐之荊為熊盈,那麼熊盈應當是商王朝的敵對國,那麼又如何在西周初期參與武庚之亂,並終西周之世與周王朝為敵;二,武丁時期的淮夷勢力尚沒有發展到南陽一帶;三,沒有證據表明噩國為此“楚蠻”,噩曾與周王室聯姻,為??姓;四,若周昭王為此“楚蠻”所害,管仲為何指責楚人,楚成王又為何不辯解;五,言漢陽諸姬為此“楚蠻”所滅,但唐、隨、申、蔣都為楚人所滅,如何來的“楚蠻”之説,且吳國在柏舉之戰中亦指責楚國在漢水吞併諸姬,若漢陽諸姬為“楚蠻”所滅,隨即漢陽諸姬中最大的國家,豈非不知道;六,既然“楚蠻”一直被周王室打壓(周成王、周昭王、周穆王、周厲王),如何還有實力去吞併漢陽諸姬,且還能攻到洛邑附近。

而最重要一點,就是楚國與羅國之間的關係,秦嘉謨本《世本》言:“羅氏,本自顓頊,末胤封於羅,國為楚所滅,子孫以為氏。”杜預《左傳?桓公十二年》注為:“羅,熊姓國。”《楚世家?正義》:“羅,熊姓。”可見羅與楚同族,並非淮夷,若按楊採華之言,則是文獻記載之誤,即因為羅出於熊盈,以“熊盈”之“熊”為姓,因楚王族稱熊,因此被後世誤認為與楚同族,但楊採華之言或許是為了調和郭沫若的楚人來源東夷説與楚人來源中原説,此説並不可取。

此處的“炎”應該是指“郯”,而郯恰好位於東方淮夷之地,而此處的楚與熊繹之楚應該並沒有關係,為商王朝的盟邦,與武庚一起叛亂,被滅亡,也就是河南滑縣的楚。

那麼也就是説楚人包括有兩支,一支可稱荊,多稱子,即是羋姓楚人,一支是位於今河南滑縣的商王朝盟邦的楚,青銅器稱楚伯。

如果説河南滑縣的楚國和羋姓楚人還比較容易區分的話,楚蠻河羋姓楚人就被大多數學者混為一談了。

先來説一下楚人。比如《竹書紀年》記載:“(桀)二十一年,商師徵有洛,克之,遂徵荊,荊降。”這裏的“荊”應當是指的羋姓楚人,因為在此之前商討伐了楚人的盟邦昆吾、豕韋、大彭等,同樣,作為夏盟邦的楚人也應該受到討伐,再則荊蠻位於江漢區域,商湯翦滅夏羽翼是不會遠至江漢區域的。同時由於楚人雖暫時降於殷商,但畢竟與商並非一心,因此不久即叛亂,武丁再次伐楚,比如《越絕書》作:“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荊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荊伯,乃委其誠心。”《商頌》也有武丁時期:“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同樣,這也與《楚居》記載吻合,根據《楚居》記載,季連曾與武丁進行聯姻,大概楚人屈服後為了生存與商王朝聯姻以表示自己臣服於商。

季連,根據《楚世家》記載:“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即指季連在夏之時,季連生附沮,沮生穴熊,穴熊之後楚人開始衰微,或在中原、或在蠻夷之地,而根據《楚居》所記載,季連為鬻熊祖父,鬻熊即為穴熊,則季連應在商朝後期,而稱“弗能紀其世”,大概是因為司馬遷不能記錄此中的楚人世周人系,因此誤將季連作夏朝之時。

楚人雖短暫臣服於商,但畢竟與商存在矛盾,因此在周興起後,其首領便投奔周文王,成為了周王朝的開國功臣之一,楚蠻則與楚人相反,一直與周王朝是敵對關係。

荊蠻與周王朝所爆發的最大的戰爭,大概就是導致周昭王身死漢水了,如《史記?周本紀》記載:“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古之學者大多片面的認為周昭王為楚所害,如王逸在補註《天問》中“昭後成遊”時説:“南至於楚,楚人沉之。”今之白壽彝、呂思勉、朱紹侯、魏昌、楊寬等人也都力主此説。但經過七八十年後楚國竹簡以及西周青銅器的大規模出土,這種理論就經不住推敲了。

按《竹書紀年》記載:“周昭王十九年,天大??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説文》記載:“師,二千五百人為師。”六師,即一萬五千人,按楚人當時弱小,是無法抗衡周昭王如此強大的軍隊的,且此軍隊是周昭王的精鋭禁衞軍,而且包括有南方諸多諸侯國。那麼楚國有沒有這麼強大呢?根據《楚居》記載,此時的楚國甚至沒有祭祀的小牛,國力不僅弱於權、庸,甚至連?國都遠遠強於楚,如果是伐楚,周昭王是不必要這麼多兵力的,可能有人説,周昭王可能是炫耀武力,但按《史牆盤》也有銘文:“廣能楚荊,惟患南行。”“能”為柔遠能邇之“能”,是安撫懷柔之意,這個就足以説明周昭王所伐的楚勢力當是非常強大的,甚至周王朝對他的討伐都有些力不從心,而試圖採取安撫的策略。顯然弱小的楚國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二則按楚屈完答管仲言:“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可見楚人對於周昭王之死是矢口否認的,而管仲對此也無可奈何,杜預注也説:“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似乎周昭王並未討伐楚人,甚至管仲自己也並未責罰楚人與周昭王作戰導致周昭王的死,而是説楚人應當為周昭王的死負責,也並未説周昭王伐楚之事。

三,周昭王當時是為奪取鄂東南地區的銅礦資源,從青銅器時大量出現的“孚金”可以看出,其主要方向在鄂東,即經由南陽盆地繞到隨棗走廊,而後渡過漢水,而楚人位於鄂西北,又並沒有較多的青銅資源,甚至西周初期出土的楚國青銅器也屈指可數,僅僅荊子鼎,還是周成王所賞賜的銅礦所鑄,與周王室並沒有公開的矛盾,周昭王也沒有討伐楚國的理由。

而周昭王所討伐的應當是江漢平原至鄂東一帶的荊蠻部落,在鄂東的蘄春、麻城、黃陂等地,出土有殷商後裔方國遺址,但其下限至西周初期,大概他們就是周昭王所討伐的對象之一,在出土的卜辭和青銅器中,也有關於西周的屬國,我、舉、方、曾、長子、望諸國與虎方作戰的原因,虎方即徐,大概就是徐的分支羣舒,關於虎方、徐、羣舒的關係,限於篇幅的原因,如果做過多的贅述,可能時間不夠,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李世源先生的《古徐國小史》。

也就是説荊蠻是指的江漢地區的土著民族,楚人是其中一部分,但不是所有的荊蠻或者楚蠻,荊、楚都是指的羋姓楚人。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除了史料一個原因外,還得益於楚黑和楚吹。

楚國的強大是中原所謂的正統主義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需要把周昭王的死夾在楚人身上,來宣傳楚人的蠻夷之心和以下犯上。

而楚吹同樣需要周昭王的死來宣傳楚人的強大,所以雙方一拍即合。

另外,很多人受史書中周昭王身死江漢的影響,認為周昭王對荊蠻的討伐可能是失利的,但從青銅器來看,大量出現有“孚金”、“賜金”、“有得”等字眼,所以可以看出周昭王對於楚蠻的戰爭是勝利的,而且俘獲了大量的青銅資源,尤其是在周穆王時,一舉平定南方的楚蠻,也可以看出周昭王戰爭的影響,若不是周昭王對南方楚蠻的打擊,周穆王恐怕平定楚蠻沒有這麼容易,而且在周昭王時期對楚蠻的討伐大多隻稱荊、楚,而周穆王時期則出現了紂、紆、舒、越等,可以看出由於周昭王持續性的打擊,荊蠻內部也出現了分化,這對於周穆王時期對南方的征伐是及其有利的。

那麼,周昭王對楚蠻持續性的打擊,造成了兩個重要結果,一個是周王朝軍事力量的衰弱,雖然在周穆王時期,對南方大量征戰有所改善,但也只是曇花一現,甚至連周王朝的銅礦運輸線都無法有力保障,第二個就是荊蠻的實力大幅度的衰弱,因此才能被周穆王一舉平定。那麼這兩個結果的影響是什麼呢?

那就是楚人的`崛起,周王朝與荊蠻持續性的戰爭,不僅使荊蠻實力的大幅度下降,而且使自身喪失了對南方的控制力,在江漢流域出現了權利真空現象,而對受周王冷落的楚人則迅速崛起,根據《後漢書》、《水經注》、今本《竹書》記載,楚人幫助周穆王平定徐偃王之亂,甚至直接起兵伐徐,按楚在鄂西北,楚所伐之徐,當為羣舒,即虎方,地在今鄂東至巢湖之間地區,如《合集》6667其一:“貞,令望乘暨舉途虎方,十一月。

”“望”,島邦男考證在今淮水上游北岸,第二則卜辭中的“舉”,亦即舉水流域的舉國。這兩個方國也出現在西周青銅器中,所以虎方應該在舉、望兩國之間,那麼其東境當在鄂東北和豫東南,而楚人西周初期尚在鄂西北,卻至鄂東北並且伐徐,可見此時的楚國其實已經較強大了,從不久熊渠就伐當時南方的大國庸、鄂、伐揚粵、稱王就可以看出。楚人能在短短几十年就發展至此,其所依靠即是敏鋭的眼光,趁周與荊蠻相爭時迅速崛起,又趁江漢流域真空時進行擴張與發展。

楚人另外一個爭議比較大的就是楚人的來源,主流説法有東來説、西來説、中原説、土著説等。

東來説,如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指出:“淮夷即楚人,即蠻荊…淮徐荊舒每連言,必系同族,且為殷之同盟。”淮夷,即在今淮水流域一帶的夷人,其《殷周青銅器銘文考釋》又認為“楚人”即“熊盈”,並指出:“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與奄人徐人等同屬東國…熊盈當即鬻熊,盈鬻一聲之轉。熊盈族為周人所壓迫,始南下至江,為江所阻,復西上至鄂。”胡厚宣將郭説更進一步發展,在《楚民族源於東方考》指出:“祝融即陸終……即遂人即黎;而陸終、遂人及黎皆為東方之民族也。……惟其後以周民族之東方壓迫,及黃河流域之漸漸改變,東方民族遂多相率南遷,而楚民族勢力甚強,乃漸擴土於南方之江漢流域。”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亦同此觀點,稱:“查甲骨卜辭裏有一片‘辛卯,?D楚…’的記載,可見殷代已有楚的國名。又‘鬻熊’或許就是‘祝融’的演變,他的時代當在殷代。楚王室實在也是東方的種族。周初的銅器銘文記載周王伐楚,駐紮在炎的地方,這該是後來的郯國,地在山東…《逸周書》記載周公東征熊盈十七國,俘回來的九國,‘熊’是楚氏,‘盈’就是‘嬴’,所以我們很疑心楚人同秦人一樣,都本是東方的種族而被周人硬遷到西方的。”

西來説,如姜亮夫《楚辭學論文集?説高陽》指出楚之先祖高陽氏顓頊發源於今西部的崑崙山一帶。岑仲勉則將楚人與西方拜火教相聯繫,楚人尚火、拜火教也尚火,而“莫敖”讀音與古波斯語中的“火教士”讀音相同,“熊”與中亞拜火教中經文的“首領”讀音相同,“羋”與“米底亞”兩者“對音相同”,因此岑認為遠古楚人即米地亞人,是隨居住在裏海西南的周人東遷的米底亞人一支,並反駁郭、胡、王東方説,認為顓頊、重黎、祝融都為西方族類和西方人物。

中原説,如屈原《離騷》開篇即言:“帝高陽之苗裔兮。”而高陽氏為中原上古帝王,可見楚人為中原後裔,而《史記?楚世家》也記載:“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舊許,即許國舊地,在今河南許昌一帶,這也是幾乎古代史料千篇一律的記載:

土著説,如范文瀾《中國通史》、周谷城《中國通史》、俞偉超《關於楚文化發展的新探索》都主張的此説,即認為楚文化源於江漢平原的原始文化,即楚人為江漢平原的土著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