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文化與黃帝文化的聯繫及區別

國人關於炎帝文化和黃帝文化的研究多將二者結合在一起，並稱炎黃，卻從未考察二者的聯繫和區別。本文以考古發現為基礎，研究論證炎帝文化和黃帝文化的聯繫和區別。

炎帝文化與黃帝文化的聯繫

第一，從某種角度上講，炎帝文化和黃帝文化是同源異流。它們都傳承於伏羲文化。曾任蘭州市政協文史委員會調研員的裴元璋在《中華新論、第二卷》上撰文稱：“伏羲生在古成紀的雷澤（即今甘肅甘谷縣境）並在此長大。成為部落首領後，他到今天水、西和、秦安、通渭、靜寧等地，並沿渭水東行到中原一帶，傳授漁獵、用火、紀事的方法，開創畜牧業，演化八卦祭祀天地神靈”“伏羲最後病歿於中原，葬在今河南淮陽城郊的蔡河之濱。”眾所周知，黃帝是傳説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然而，“伏羲氏在前，炎帝和黃帝在後”，這也是歷代公認的結論。故，我們可以説，黃帝文化中包含了估羲文化的因素。

再説炎帝文化與估羲文化的關係。據裴元璋説：“伏羲的部族，除一部分順渭水東下直至中原之外，另一部分翻越秦嶺，到了巴蜀、去貴一帶”。另據《周易》載：“皰犧氏沒，神農氏作。”所謂庖犧氏，即伏羲氏，亦稱估戲、犧皇、羲皇。“傳説他教民結網，從事漁獵畜牧”。從上述的文獻資料及註釋來看，炎帝神農是代伏羲而立的，換言之，炎帝是伏羲的正宗的直接傳人。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雕龍碑遺址出土的弓箭、長矛、擲球等數以百計的捕獵工具和大量的陶、石質網墜以及豬、狗骨殘骸來看，這些實物無不證明，炎帝文化與估羲文化，在某些方面是一脈相承的。

第二，從文化的主要內涵來看，它們又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先説炎帝文化對黃帝文化的影響與滲透。《資治通鑑外紀》載：炎帝神農“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場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這説明，炎帝文化向黃帝文化“輸出”和滲透，從地域範圍上講，是完全可能的。《帝王世紀》雲：“炎帝神農氏，長於姜水。始教一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資治通鑑外紀》曰：神農氏“又嘗百草酸鹼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另如前述，炎帝神家氏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些文獻資料，足以説明炎帝文化已經輸出並滲透於包括黃帝氏族在內的天下諸多氏族的文化之中。又據《史記·黃帝紀》所載：軒轅（即黃帝）曾“治五氣，樹五種，撫萬民。”“五氣”即“五行之氣”；“五種”即五穀也鄭玄注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這即是説，黃帝為戰勝炎帝，曾順應四時五方的氣象，種植黍、稷、菽、麥、稻等農作物，扶慰千毛萬萬的民眾。這其中的“稻作”文化，就是源自於炎帝文化。

再説黃帝文化對炎帝文化的滲透：據《辭海》所載：傳説“養蠶、舟車、文字、音律、醫學、算數等，都創始於黃帝時期。”另據盧嘉錫主編的《自然科學發展大事記·農學卷》所載：在中國古代的傳説中，認為黃帝的元妃嫘祖是種桑養蠶的創始人。關於“養蠶”的上述兩種説法，看起來似乎有些差異，但它們都可説明“蠶絲”文化歸屬於黃帝文化。黃帝的“蠶絲”文化，對炎帝文化是有影響的。從十十世紀九十年代，在棗陽雕龍碑遺址出土的遺物來看，陶質紡織工具的出土量多達六百餘件，約佔工具總數的50%以上。這説明當時炎帝氏族的紡織業十分發達。想必這其中也定有蠶絲的紡織。

另外，相傳，炎帝“都於陳（即今河南淮陽一帶），作五琴之弦”“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以道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這些絃樂器的.製成，無疑需要以單律而奏。這“音律”的大部分，可能就是直接吸收於黃帝文化的精華。

至於醫藥文化，《史記·補三皇本紀》稱：神農，“始嘗百草，始有醫藥。”而《辭海》卻説，是黃帝時期，始創了醫學。那麼，到底誰是“醫學”的發明者呢？我是這樣認為的：説炎帝“嘗百草，始有醫藥”，這裏的“醫藥”，指的是“草藥”及“草藥學”；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以黃帝之名命名的《黃帝內徑》，既包括了“草藥學”，也包括了我們通常所説的“西醫”知識成份。因為《內經》本身分為《靈樞》（又稱《針經》）、《素問》兩部分。它不僅對疾病的病機、病理、診斷、治則、治療有系統闡述，而且涉及人體解剖、生理等方面。對此，我想，當時兩種醫藥文化是互有影響、互有吸收的，即，黃帝氏族吸收了炎帝醫藥文化中的草藥學，而炎帝氏族也吸收了黃帝醫學文化中生理、解剖、《針經》等有關成份。然而，由於黃帝打敗了炎帝，而取得“君臨天下”的正統地位，因此，《內經》（現在一般認為，此書始作於春秋時代，即公元前6世紀）就只能以黃帝之名命名，而不能以炎帝之名名之。這在宗法社會裏，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還有，據《江漢考古》1998年第2期所載：在棗陽雕龍碑遺址，二期的“文化遺存中，曾發現有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特徵……有廟底溝類型的陶豆和部分彩陶紋飾圖案等。”這些異地、異族文物及其因素的來源，正好説明黃帝文化對炎帝氏族文化的交往，影響和滲透。

第三，從歷史地位來看，炎帝和黃帝同屬中華民族的始祖。炎帝大力發展先進的生產工具和先進的耕作技術，對提高當時的生產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他的許多發明創造，對我國古代文明的創建，起到了奠基性的影響。黃帝也作了很多開創性的工作，特別是他所進行的統一和“修治德政”的工作，對建立大一統的中華民族、穩定的政治、經濟秩序，是功不可沒的。

炎帝文化與黃帝文化的區別

第一，從其文化內涵的主要特徵，即經濟特徵來看，它們是有區別的。黃帝文化是一種典型的旱作農業文化。安作璋、王克奇曾撰文稱：在古代中國的大地上，基本上可分為三個經濟區域，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三大文化系列，即“土”文化、“水”文化和草原文化。從這個角度來説，黃帝文化又可稱作“土”文化。它以旱作農業為主，拌以漁亞和畜牧業。傑和陶是這種“黃土”文化的典型代表。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説黃帝文化是一種“土”文化，也不為過：《史記·黃帝紀》稱：軒轅氏“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索隱》案：“有土德之瑞，土勾通黃，故稱黃帝”。而炎帝文化則是以稻作文化（或稱“水”文化）和旱作農業文化（或稱“土”文化）同時並舉、並伴以漁獵、畜牧、紡織、建築、商業、手工業等多種經濟成分的多元性文化。

第二，從文化的人文政治特徵來看，黃帝文化崇宗法、重禮制；而炎帝文化，尊個性，尚修養。按《史記·黃帝紀》載：部分諸侯不來朝享，他認為不合宗法，於是就興兵征討，直至使之臣服；“蚩尤不用帝命”，他就向四方諸侯徵集軍隊，和蚩尤在涿鹿的郊野進行戰鬥，直至擒獲並殺死蚩尤；他推舉風后（“三公”之首）、力牧（相當於丞相）、常先、大鴻來治理民眾；他創作表現人們死生的儀制禮則，考究國家安危存亡的道理。諸如此類，皆是黃帝崇宗法，重禮制的表現。而炎帝倡行的是個人的道德修養，倔的作法是通過發展生產，以使“國實民富而教化成”（《資治通鑑外紀》）“其俗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神農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出處同上）這些文南資料，似可説明：在政治特徵上，炎帝文化和黃帝文化是有區別的。

第三，從文化的倚重性來看，其區別在於：黃帝文化倚重於軍事；炎帝文化倚重於實業。黃帝文化中的軍事部分涉及到軍事教育、軍事訓練、佈陣、設營、戰略防禦、後勤管理雙及軍事管制等諸多方面。按司馬遷的説法，黃帝在位居天子之前，為對付炎帝，就開始教以六種猛獸為圖騰的氏族（一説以六種猛獸之名而命名的部隊）習武；身居天子之位後，其“住地總是環繞軍隊，建立營房以自衞”；“官職都用雲瑞來命名，設立用雲瑞命名的軍隊（應劭曰：“黃帝受命有云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置立左右大監，監察萬國”）。

説炎帝文化倚重於實業，其根據是：炎帝一生熱衷於救死扶傷、發展實業。為了發展醫藥、衞生、保健事業，他嘗百草，察水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資治通鑑外紀》）；他致力於商業的發展，“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史記·補三皇本紀》）；他積極地推行行進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教民耕作。《逸周書》稱：“神農之時，作陶冶斤斧，為耒耜鑰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為助，百果藏實。”《白虎通·號》載：“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不僅如此，他還教民“因地制宜地將傑和稻兩種作物種植在乾旱的丘陵崗地上和底窪水田裏，因此糧食獲得旱，澇保收的創舉”。（《江漢論壇》1998年第2期）雕龍碑遺址的“考古發現與史書所載內容基本相符，木質耒耜農具不可能保存至今，但石質耜的發現，就説明了這種工具的存在。稻、黍兩種水、旱作物兼種，反映了當時對土地燥濕、肥磽不同性質實施因地制宜的科學耕作方法”。此外，經考古發現，證明在炎帝時期，建築業得到很快、很好的發展。“雕龍碑遺址大型多間式，安裝有推拉門的房屋建築，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是史前考古重大新發現，是建築史中不可多得的、極其珍貴的資料”“其建造技藝水平高出了同時代的其它文化以及較晚的屈家嶺文化和龍山文化中的房屋”，成為“絕世奇觀”。

第四，從文化的風格來看，黃帝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種雄壯磊落，剛勁恢宏的格調，而炎帝文化則是一種樸實、恬淡，歡快、酒脱的風格。黃帝文化的外化性很強，特別是她的祭祀文化和軍事文化，較為鋪張：由於萬國和同，“所以對鬼神山川封禪祭祀的事情，自古以來的帝王中推許黃帝時候的規模最大”。《史記》雲：他“獲寶鼎神策，於是推策迎日”，這就是説，黃帝獲得寶鼎後，就昭告天下：“運用神著草來推算曆數就可以預知未來的節氣日辰。”他設置、訓練軍隊常常雙猛獸和雲瑞之名來命名。這些都説明黃帝文化具有強烈的張揚性。相比之下，炎帝文化，顯現出樸實、恬淡之風格。從被考古學家認定為炎帝都吧的棗陽雕龍碑遺址出土的彩繪器物來看，它“造型洗煉，紋彩樸質”“花紋以幾何圖案為主，也有表現動植物花紋的。描繪運動形象的花紋有魚形，描繪植物形象的花卉有的似梅、桂花。”與此同時，炎帝氏族還是一個歡快、樂觀的氏族。其文化的表現除史書記載“為帝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之外，還在雕龍碑遺址中“發現有陶鍾、陶鈴和陶壎（口哨）”。這充分表現出炎帝氏族內在的、閒適恬淡、歡娛、酒脱的文化生活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