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講評：也説“信”

歷史講評：也説“信”

在《論語?顏淵》中有這麼一段：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之，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于丹在其《〈論語〉心得》對之的解釋是:

沒有糧食無非就是一死，從古而今誰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國民對這個國家失去信仰以後的崩潰和渙散。

物質意義上的幸福生活，它僅僅是一個指標;而真正從內心感到安定和對於政權的認可，則來自於信仰。

這就是孔夫子的一種政治理念，他認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個國家凝聚起來。

她在這裏將“信”解釋成“信仰”，並認為：這是“孔夫子的一種政治理念”，孔夫子“認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個國家凝聚起來。”

翻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對信仰的解釋是：信仰，是指對人們對某種理論、學説、主義的信服和尊崇，並把它奉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活動指南。

也就是説，如果於丹的這種“解釋”能成立的話，那麼，孔夫子所説的“民”，對其統治者所提出的各種政治主張、所頒佈的各種政令就應該是十分的瞭解，並且達到了信服和尊崇的程度，以致把它奉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活動指南。但我們卻又知道孔夫子曾説過的另一句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好與于丹的這種“解釋”形成矛盾。事實上，在孔子時代，是不可能出現于丹所説的這種極端理想狀態的，早於孔子的`管仲不就有《牧民》篇，把“民”等同於與牲口一樣的“牧”的對象嗎？作為把“克己復禮”視為自己最高追求目標的孔子，怎麼可能與統治者唱反調呢？即便是現代社會，于丹的這種解釋也不過是理想而已，不然的話，我們就不會經常看到要求政府行政透明的呼聲見諸各種媒體了。

其實，在孔子時代是沒有“信仰”這個詞的，“信”也就不能解釋成“信仰”。其時，“信”通常是作兩種解釋。其一，是名詞，作誠信、信用解；其二，是動詞，作相信、信服、信賴解。例如，《論語?子路》中的“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即是“誠信、信用”的意思；又如，與孔子同時代的《道德經》第十七章中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前一“信”就是名詞，後一“信”則是動詞；再如，孔子之後的商鞅徙木立信，為的也是在打造秦國統治集團信用的同時，使秦國民眾也確立誠實守信的做人準則。商鞅所求之“信”正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完美翻版。他要求秦民只需知道該幹什麼，而不能知道為什麼要幹。所以，當“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時，“衞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主

所以，筆者認為，“民無信不立”之“信”應作“誠信”解，而且是要求統治者先有“誠信”，從而使令民對之“信服”兩層意思，而非於教授所解的“信仰”。

諸君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