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市場中技術工人狀況調研分析

　　一、青年技工：產業工人中的優勢羣體

改革開放後，原來的產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開始沿着各自不同的道路、遵循着不同的邏輯，向着市場社會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演變。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正以“世界工廠”的形式，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產業工人階級。一方面是原有的集中在城市中，享有較高社會地位，被國家以各種社會福利制度覆蓋起來的國有企業職工，被一步步地納入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曾被户籍束縛在農村的土地上，很少受惠於國家福利，且不允許隨意流動的農民，則開始流出農村進入工廠，被錘鍊和鍛造成新的產業工人。大批農民轉離農村和農業，進入城市和東部發達地區的外資、合資或私營工廠，從事工業生產活動。

然而，關於農民工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農民工流動的特點和過程、社會問題和社會保障、社會網絡和制度排斥等宏觀層面，並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來研究農民工問題。在這些研究方法下，不同屬性的農民工被作為不分地域、不分性別、不分老幼、沒有具體面目的“整體範疇”來處理的。支配他們的行為的是各種一般法則，如“機械流動”“理性選擇”“户籍制度”等。農民工在整體上也被認為是一個弱勢羣體，缺乏相應的維權意識和充足的維權手段，會採取相同的維權方式和行動邏輯。農民工羣體被抽象化為具有同一性質的羣體。

然而，我們不能忽略，農民工羣體是個非常龐大的羣體，其內部同樣存在屬性的不同。同簡單勞動力相比，農民工羣體中擁有成熟技術的青年技術工人，其在維權行動方式及身份認同方面，都與簡單勞動力有不相同的地方。其擁有的更大的“結構性力量”讓其成為龐大農民工羣體中的獨特羣體，值得我們進行田野調查基礎上的細分和研究。

本次研究選取的私營企業“Y”位於江蘇省南通市，是一家以生產各種色織面料、印染面料為主的專業性企業。“Y”工廠的工人約有500人，大部分為農民工。在生產過程中，每一環節都需要技術成熟的技術工人來把握生產。每一道生產過程都有專業的生產小組，並有幾名青年技術工人擔任生產組長，負責生產過程的管理和產品質量的監督。

1.青年技工地位的展現—— 技工爭奪戰

工廠裏來自浙江的兩名青年技術工人張某和謝某在春節後要辭職。這兩個人作為生產線上把握染色和上機織造工藝的中級技工，由於業務精通，操作熟練，一直是生產線上的重要技術工人。此時正值工廠定單旺季，生產任務繁重，染色和織造需要非常精湛的技術，也是布料生產過程中的關鍵環節，兩人此時突然的辭職對於工廠的生產將帶來具大影響。

這個事情引起廠長的高度重視，廠長親自打電話詢問這幾位青年技工離職的原因。當了解到有其它的工廠開出更高的薪水欲“挖走”這兩位技工時，廠長親自開車到這兩位技工的家中，主動將薪水提高到競爭對手的水平，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終將這兩位年輕的技術工人成功留在廠中。

事後廠長説：“現在這樣的高級技工不好找啊，到處都缺，招都招不到，哪能讓別人挖走了？普通工人就是流水線工人，技術要求較低，到哪裏都可以招到。多給些工資也得請回來，可高級技術工人要是走了對工廠就損失大了。”

在這個事件中，我們看到，技工稀缺導致的人才爭奪更加顯示了中高級技術工人在生產線上的重要作用，成為這兩位青年技術工人相對受重視的原因。技工荒才是當前市場的真正問題。

2.差序格局：作為核心工人的青年技術工人

“Y”工廠的十一位中高級青年技工，都是農民工出身，他們有的是依靠在工自己工作過的紡織企業從最初級的工種開始，通過自身的努力學習和勞動經驗，逐步掌握了紡織技術，有的讀過職業技術學校，通過再教育提高自己的紡織專業水平。而這些既有一定文憑，又掌握核心技術的青年技術工人，也容易受到企業主的重視，現在他們都在擔任企業的管理職責。

調查中瞭解到，為了穩定技術工人隊伍，獲取穩定而高額的利潤，工廠的高層管理者會根據工人的技能、貢獻和抗爭的強度將工人劃分為核心工人和邊緣工人，採用一種“差序格局”式的用人和管理方法。核心工人是那些擁有特殊技能、對獲取利潤貢獻較大和集體抗爭強度高的工人，反之，則是邊緣工人。

“Y”廠對一些青年技術工人也就是核心工人採用責任自治的策略，給予其地位、權威和責任，努力去贏得這此青年技術工人的忠誠。對邊緣工人即非熟練工人則採取直接剝削的策略。而在近兩年美元貶值，進出口業務受阻，工廠利潤降低的背景下，這些青年技工作為核心工人的僱傭位置將得到保護，並沒有被解僱，而邊緣工人即非熟練則有一大批被解僱，這也顯示了青年技術工人的優勢。

　　二、“結構力量”的基礎及生成邏輯

1.技術：“結構力量”得以發揮作用的基礎

埃裏克?懷特認為，“結構力量”由兩種“討價還價能力”組成。一種為“市場討價還價能力”，包括：第一，工人擁有僱主所需要的稀缺技術；第二，較低的失業率，即所謂“緊湊的”勞動力市場；第三，工人具有脱離勞動力市場、完全依靠非工資收入而生活的能力。另一種為“工作現場的討價還價能力”。這是一種“從捲入於嚴密整合的生產過程的工人那裏所產生的能力。在那裏，關節部位上的工作節點的中斷，可以在比該節點本身更為廣大的規模上，導致生產的解體”。

對埃裏克?懷特“結構力量”的理解中，我們同樣意識到，什麼工種的工人、他們來自那裏、在工廠的地位是什麼，都是應該重視的分析因素。而在這當中，技術是一個重要變數。技術工人、半技術工人、無技術的工人，以及他們的來源地、性別、教育程度、文化修養和城市總體文明水準，種種區別會在其日後的身份認同中顯現。

青年技術工人的結構力量得以顯著表達，是與非技術工人的對比中實現的。我們從“Y”廠青年技術工人的地位來説明這一點，來自蘇北的青年技術工人D雖然年齡只有29歲，但他卻已經有多年的紡織染色經驗和技術的支撐，而紡織企業中染色技工的稀缺也令他對自己身份地位有高度的認可。

青年技工D説：“我現在想找份工作很容易，許多企業都缺我們這個技術崗位的人，待遇不好就換個地方，許多工廠比現在的工資還高呢。”

企業主説：“我把D師傅聘過來，是因為他在大廠做過多年的染色，現在這樣的師傅不好聘，年輕人技術很好，而且工作挺有經驗的。”

我們從工人樸實的表述中，印證了“技術是一種社會的產品，一種談判的身份：一個技術的工人是難以替代和或缺的；一個無技術的工人則是可替代或可有可無的”。技術是一種勞動政治的強有力的先知，通常和長時段文化和社會實踐聯繫在一起。不同技術水平的工人通常來自不同地方，接受不一樣的教育，享受不同的城市化水準的工作，也會具有不同的工人階級的特質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及身份認同的表現。

青年技術工人在生產中的重要作用和無可取代性足以使他們影響巨大。他們在表述和行動方面比非技術工人更有優勢。這使得技術成為青年技術工人在生產中發揮影響的基礎條件。

2.青年技工：生產線權威與監督者

技術工人是那些掌握了某一技術工種的工藝操作方法與生產技能的一線勞動者，他們既能熟練掌握本崗位操作技術，又能發揮技術特長，他們是掌握生產需要的絕竅，絕技，挖掘生產潛力的能工巧匠，這與工人技術等級有關，但不完全取決於技術等級，初級工人如果有絕活，能在生產中發揮同樣的重要作用，那他也是技術工人。

我國學者曾湘泉對技術工人的定義是：技術工人，又稱作藍領，主要指在第二產業，特別是製造業中從事生產性工作的工人。參照這一定義，本研究中的青年技術工人主要指在第二產業，特別是製造業中第一線從事生產性工作的青年工人。

按照國家規定的職業技能標準或任職資格條件，技術工人分為初級工（國家職業資格五級）、中級工（國家職業資格四級）、高級工（國家職業資格三級）、技師（國家職業資格二級）、高級技師（國家職業資格一級）5個等級。

從“Y”紡織企業招聘需求上看，女性的青年擋車工最受歡迎。由於擋車工培養速度較慢，一般從生手到熟練工人大約要3-5年時間，擋車工一直是紡織企業的緊缺職位，這個崗位的工作質量關係到企業的產品質量、產量、銷量等各個過程，一名合格的擋車工應該熟悉機器的性能。

青年技術工人L説：“我得時刻地檢查機器，指導工人對布面上的斷線、疵點進行觀察和調整，不然的話出了質量問題是不可挽回的經濟損失。”

再來觀察一下“Y”紡織企業的生產機器，生產線上的“漿紗機”價值近一百萬元，一台豐田噴汽式織機的價格在30萬元左右。漿紗工和噴汽織機的操作工人除了要具備精湛的操作技能，還必須具備細心的操作手法，否則就會對機器產生較大的損害，這是一項看似簡單，實際上十分複雜的工作。一些進口的`機器還要求工人有英語基礎，因為機器上有些是英文操作界面，不懂英文的工人根本無法操作。在“Y”廠負責修理紡織機械的青年技術工人G，也是企業從別的企業高薪“挖”過來的，他有着七八年的紡織機械維修經驗。

青年維修技工G説：“這些機器平時不大會壞的，但壞了就耽誤生產了，所以我平時有事沒事都是要仔細檢查的，機器有了不正常的響聲我也讓他們及時告訴我。我的工作任務就是保證機器正常，保證生產的進度不被中斷。”

對於“Y”企業來説，中高級青年技術工人在生產線上的權威性和監督作用是生產順利進行的保證，這也是他們地位相對受重視的基礎之一。

3.緊湊的勞動力市場：技術工人的供不應求

中國的許多製造行業，要麼是有訂單沒技工，有圖紙沒有產品；要麼是一流的設備，二流的工人，三流的產品。為什麼呢？因為一流的企業要有一流的產品，而一流的產品需要一流的技術工人來製造！“技術工人也是人才”這句話，肯定了技術工人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了工人在人才隊伍中的地位，同時也反映了我國技術工人隊伍的緊缺現狀。

儘管我國勞動力市場長期供大於求，但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的矛盾卻十分突出，技術工人特別是高級技工嚴重不足，已經影響到經濟的健康發展，這種現象稱之為“技工荒”。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4年4月對全國40個城市技能型人才狀況進行抽樣調查，結果表明技師和高級技師佔全部技術工人的比例不到4%，而企業需求的比例在14%以上。中國三大經濟圈2004年一季度高級技工供需統計資料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中級及以上技工的求職人數為36088人，實際崗位需求為60008人，求供倍率為1.66；長江三角洲地區中級及以上技工的求職人數為49640人，實際崗位需求為89915人，求供倍率為1.81；環渤海地區中級及以上技工的求職人數為44776人，實際崗位需求為67931人，求供倍率為1.52。在製造業發達的地區，技術工人尤其是高級技工短缺的狀況更為嚴重。有關資料顯示，江蘇省無錫市2004年第二季度製造業企業高級工的需求與應聘人數之比已經達到4.8:1，中級工和初級工的需求與應聘人數之比分別為1.5:1和1.7:1。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佔技術工人的比例，遼寧為8.8%，吉林為7.1%，黑龍江為6.1%，即使在裝備製造業實力雄厚的上海，此比例也只有9.4%，而發達國家已達到40%。很顯然，中國出現了“技工荒”絕非危言聳聽。

與此相對，能為製造業輸入技術工人的職業技術學校卻面臨困境。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伴隨着持續的經濟增長和財政實力的提高，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省級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但對職業技術教育卻不夠重視。政府對職業技術教育的財政投入增長緩慢，最快的年份也只比上年增長9%，有的年份出現負增長，1996年到2004年差不多10年時間只增長了41%，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每年都較上年增長超過15%。我國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的學校數、招生數、在校生數三個指標在整個高中階段的比重都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由於職業學校辦學規模的縮減，到 2002 年可輸入勞動力市場的畢業生明顯減少，產業界技術工人連年斷檔，“技工荒”也就隨之出現了。

資本需要技工而不再努力生產技工是成為中國技術工人緊缺問題的關鍵。技工需求的供不應求造就了這一技術工人羣體緊湊的勞動力市場。

　　三、從“户籍身份”到“技工身份”——青年技術工人的身份認同

個人的認同是多重的，對身份的認同也是多重的，對多重身份的管理是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任務之一。身份認同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層指人歸屬的某一種社會範疇或類型，即所説的身份；第二層是指一個人對自己行為模式、價值觀的認同。在社會轉型期，身份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內生於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我們力圖在農民工身份制度構建的大社會制度的背景下來描述農民工羣體中青年“技術工人”的身份認同處於何處狀態。我們關注青年技工身份認同的兩個方面，內在方面指羣體認同，即他們在主觀上所具有的羣體歸屬感，即“我們”是誰；外在方面是指社會分類，即社會或資本對他們的歸類和劃分，即“他們”是誰。也即社會學家R.簡金斯（Jenkins）指出的，“認同的概念的現代功能事實上包含人際關係中的兩個基本因素，即基於人們同一性的關係和基於差異性的關係。簡要地説，即意味着一方面認同概念揭示了‘我們’是誰的問題；另一方面，又區分了‘他們’是誰。”

語言表達可以説是一種身份認同在自我認知基礎上的有意義的標準，如果青年技術工人對本羣體或另外一個羣體表示認同，或將“本羣體”與“外羣體”，“農民”與“技工”等一系列範疇劃分開來，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自我感知性的身份認同的方式在交往實踐中同樣可以鮮明地表達出來。

1.“技術”和“城市經驗”基礎上而形成的身份認同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可以感覺到這些手握技術的青年農民工表現出一種對技術工人羣體的一致讚揚和一種較強的認同。而這種認同是基於羣體成員在城市中長期的生活經驗、所從事的工種的重要性和所擁有的技術能力。

青年技術工人L説：“劉師傅熟悉歐洲及日本布機，負責維修保養布機及檢查機械以保持正常運作，這沒有十年以上的實際工作經驗是做不成的，工廠生產線的運轉生產及質量檢查，他可是行家。”“我們得靠技術吃飯，大學生靠學歷吃飯，現在做色染的技工可比你們大學生難招噢。”

從話語表達中，青年技術工人L通過對自我的評價，對自己的羣體產生一定的認同，併產生內羣體偏好和外羣體偏見。技術工人L維持積極的社會認同來提高自尊，而積極的自尊來源於在他對自己所在的內羣體與相關的外羣體的有利比較。

青年技術工人L説：“安全保險和綜合保險是必須的，我工作過的兩家大廠都給工廠交保險的，我們來到這當然也要求交保險，以後有什麼事故的話也有保障。現在的工廠都要給工人這待遇的。”

青年技術工人在要求企業辦理社會保障的態度方面，也顯示出了不同於非熟練工人的一面，普通工人並沒有這方面的積極要求或主動意識。但長期的工廠生活和城市生活的體驗已經讓青年技術工人他們意識到一種生存和勞動權利的作用與價值。他們也主動要求參與到對自己勞動安全或勞動保障的行動中，並爭取一種勞動權基礎上的利益保障。

2.對“農民”這種户籍身份的認同

農民工從農村流入到工廠，被鍛造成產業工人，農民工每年在全國範圍內像候鳥一樣的大規模定期遷徙，傳統研究中的農民工被作為不分地域、不分性別、不分老幼、沒有具體面目的“整體範疇”來看處理，支配他們的行為的是各種一般法則，如“機械流動”等，影響其流動和生存條件的也是那些最為一般的制度安排，如“城鄉分割的户籍制度”等等，現在有必要把研究從“抽象工人”轉換到“具體工人”。那麼農民工羣體中的青年技術工人到底對自己的職業身份是如何看待，他們是如何理解農村與城市户口對自己的影響的，筆者試圖以一種真實的語言再現來理解青年技術工人的自我身份認同。

青年技術工人Z説：“我已經在城裏做好多年了，農活早就做不成了，也不想做了，我靠自己的技術是能找到活計的，為什麼還要回家務農呢？是不怕找不到工作的。老闆如果給的待遇不錯我們就在這做，如果對我們不好，我們就到別的工廠去，好多企業也缺我們”。“户口現在也變不了啊，都在農村老家呢，但現在這樣也沒什麼關係，能憑技術賺到錢就行。”

從話語表達中，我們看到，青年技術工人Z雖然同樣羨慕城市户口，但在現實條件已經無法更改的前提下，他自身從思想上減弱了城市户籍制度所賦予他們的原本農民身份的認可，開始趨向於社會、資本、及技術要求對他們身份的認定。他長期在城市中的打工經驗也使他的自我身份認同向工人身份慢慢轉變。

　　四、農民工中的青年技工：獨具特質的一個工人類別

對農民工的許多定量或定性的研究中，一種普遍的觀點是在制度和文化不斷強化新生代農民工身份的同時，農民工由於其自身生活方式的變化，展現出來是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會出現自我認同的困境。但我們在“Y”廠的調查研究發現，農民工羣體並不能被認為是“一般的、抽象的”，而是這個龐大的羣體中也會有不同的羣體分類與羣體行為。非熟練工人、半技術工人和擁有成熟技術的技術工人在自身行為與身份認同方面都會表現出不同的特質。這需要我們認真地深入工廠政體，在觀察中區分不同的羣體行為。

在抗爭方面，青年技術工人的力量更加強大，流動性更強，維權要求更加受到企業重視。在生活方式上面，他們在城市或工廠的時間更長，城市體驗更加豐富，更加適應城市生活。在社會地位或工廠地位的自我認同方面，青年技工更具有基於技術基礎上的自我認同和羣體認同感，更加有自信，更加“自我驕傲”。

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專業技術人員基本上是通過高等教育或專業技能培訓直接培養出來的，大多數專業技術人員的最初職業就是專業技術人員。然而，在當前中國社會，許多青年專業技術人員是在“打工”過程中逐漸成長為專業技術人員。這種來自職業變化經歷導致了一部分青年專業技術人員身份認同的模糊性。當前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和過渡時期，存在着多元化的、相互衝突的文化價值觀念，農民身份與工人身份的模糊性，在農民工內部都有所反映。

在農民工內部，技術熟練程度、城市生活體驗及年齡特徵等這些因素使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內部的身份認同和共同意識形成具有複雜性，並且這種複雜性與交織性一時無法清晰地得以區分。但是調查中發現，在“工廠政體”裏，青年技術工人開始減弱了城市户籍制度所賦予他們的農民身份的認可，開始趨向於社會、資本對他們身份的認定。當然，要完全區別制度性認可和社會性認定，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兩者之間本身就存在相互影響、相互加強的關係。儘管如此，調查結果使我們認識到，制度性身份對青年農民技術工人的影響在相對減小，或者他們開始更看重的是社會、資本對他們的認定。青年技工已經成為農民工羣體中一個獨具特色的工人類別。